商周青铜鸟兽尊赏析

商周青铜器以其造型稳重、气势雄浑而著称于世,但在出土青铜器中有一类以动物形象为造型的器物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器物均以某种动物为造型,与肃穆深沉的青铜礼器相比显得清新活泼,鸟兽尊即属于此类器物,今选取部分典型器物作一介绍,以飨读者。鸟兽尊,顾名思义即形状似鸟兽之青铜尊,鸟兽尊在古代即有出土,《梁书》卷五十《刘杳传》云刘杳尝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沈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刘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纳）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出土品和     

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湖南商周青铜器精品解读

屈原在阮湘之间为什么能创造出《九歌》等不朽名篇?湖南省博物馆新推出的、展品特色鲜明的《湖南商周青铜器陈列》或许能给您一些启发。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品与大家一起欣赏。一、动物造型器群湖南出土的动物形或鸟兽形器,一般称鸟兽尊,是湖南商周青铜艺术中最精彩     

《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辨伪

《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被学界当作朱彝尊的杜诗学论著,时见研究引及或著录。通过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刻本进行考辨,可知卷首《朱竹垞先生原跋》实为抄撮何焯《义门读书记》而成的伪文,且落款亦与朱彝尊生平行止不合。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记载了朱评过录本的流传情况,并对《评本》的真确性提出质疑。将《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与刘濬《杜诗集评》所收录朱彝尊评语相比较,并无一条相同。综合观之,可考定题为朱彝尊评点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系伪托之作。     

"(厂,玫)"--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盠尊(驹尊)组器再研究

近来,眉县杨家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被专家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杨家村再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因而此地更加引起关注.据说此批青铜器与1955年3月出土的五件青铜器,系一个家族之物.1955年3月在眉县火车站乡东李家村出土五件文物,系一窖藏所出.根据铭文内容,为同一人所铸,可分两组,二方彝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另一组.从铭文得知,方彝应是盠为其祖父益公作的宝尊彝,暂称此组窖藏器为盠尊组器.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拟对东李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再探讨,恳祈指教.     

法库叶茂台早期辽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调味方盘

本文论述了辽宁法库叶茂台早期辽墓出土的玻璃方盘可能产自伊拉克或埃及,是用于放置不同的调味品。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均说明10-11世纪早期,《辽史》中记载的“大食”应有一部分是指阿拉伯。     

偃师商城是商都毫(或西毫)并非“别都”

1983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在河南偃师县配合基建工程中发现一座早商城址。[1]它与自两汉以降的历代文献记载,以及出土的唐代墓志的记载,认为堰师为商都毫、西毫、景毫、尸乡和毫邑的情况是完全相符合的。[2]这一考古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合,具有突破性的考古新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一扫自7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曾一度刮起的一股怀疑、否定自两汉以来历代学者所广泛承认的,有关偃师为商都毫（或西毫）的文献记载的思潮。[3]偃师商城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文献…     

“(?)”——周王朝的良马繁殖基地——眉县东李村盠尊(驹尊)组器再研究

近来,眉县杨家村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被专家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于杨家村再次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因而此地更加引起关注。据说此批青铜器与1955年3月出土的五件青铜器,系一个家族之物。1955年3月在眉县火车站乡东李家村出土五件文物,系一窖藏所出。根据铭文内容,为同一人所铸,可分两组,二方彝及尊为一组,牺尊及另一牺尊残盖为另一组。从铭文得知,方彝应是盏为其祖父益公作的宝尊彝,暂称此组窖藏器为盏尊组器。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拟对东李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再探讨,恳祈指教。     

唐宋时期袁州城墙的营建——从方志和考古发现入手

清不同版本的《袁州府志》和《宜春县志》中记载了唐宋时期袁州城的营修记录,为考古发掘出土的袁州古城高士南路段城墙遗址的年代确定和内涵挖掘提供了文献参照。对地方志文献和考古遗址的综合讨论,为唐宋时期的袁州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为这一时期州府城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

白居易故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物中,有石质残经幢。经笔考证,该经幢所刻为《佛顶尊胜陀罗尼》与《大悲心陀罗尼》,是白居易晚年书写,为研究白居易晚年的宗教信仰和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温州市白象塔24号彩塑造像神祇考识

1965年,温州市白象塔清理出一尊编号为24号的宋代彩塑造像,原清理报告、《白象慧光》图录及馆藏陈列均将其定名为"天王像"。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图像资料,可基本认定,白象塔24号彩塑造像并非佛教中的天王像,而是具有道教文化因素的真武神像。温州白象佛塔出土的这尊道教真武神像,不仅为探讨宋代"三教合流"社会背景影响下的民间宗教信仰状况提供了典型案例,也为研究真武神像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其信仰传播问题增添了新的材料。     

汉代"西南夷"地区的铁器贸易

正学术界对两汉时期与"西南夷"地区的贸易状况较为关注,但有关铁器贸易的成果则较少,刘弘《汉代铁器在西南夷的传播》(1),详细论述了汉式铁器在"西南夷"地区的出土状况,由于其成文年代较早,未能涉及近年新出的考古成果。其余专注此问题的研究,大部分致力于传世文献的考证,未能关注大量的考古证据。20世纪末期以来,西南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赫章可乐和晋宁石寨山汉墓群的考古成果尤为丰硕,大量铁器实物的出土,弥补了文献记载     

薳、(■)、(■)、逺关系考——兼谈楚薳(芳)氏家族发展脉络

《左传》等传世文献中记载有大量薳(■)氏家族的信息,南阳浙川发现有■氏家族墓葬,楚简等出土文献中还包含有■氏家族及速氏(学界以为即薳氏)家族的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并运用考古出土材料和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上述几大家族作重新认识和考察,可以发现,春秋时薳(■)氏家族在楚国的地位很显赫,至战国时开始衰败。传世文献可见,薳氏即■氏。薳与■,作为邑是不同的地名,在金文及楚简中,■地即■地。薳与■,作氏称可互通。作氏称时,在金文及楚简中薳另作■;■则另作■(■)、■。     

“羊车”补说

传世文献中,关于“羊车”有7种解释.其中, “辇车”的说法得到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遣策的证实,而“驾羊之车”不仅见于《说文解字》,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实物出土.包山楚简中的“羊车”尚难定论.     

浅议唐代以石代玉现象

唐代以石代玉的现象不仅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在唐墓中也有以石代玉制品出土.本文就唐代以石代玉现象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从其质地、用途、内涵及其原因等方面作以初步的探讨.     

对《呼兰府志》载一则出土文物传说的调查

<正>曾任过呼兰知府的黄维翰编纂的《呼兰府志》是黑龙江省较早的一部府县志书。志书对辖域内的呼兰、巴彦、兰西、木兰等地著名文物古迹多有记载。但因当时各地报送的入志资料有的为传闻口碑材料,而编著者又不能一一前往核实,致使该志书古迹条目中出现了个别的传说轶闻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如在古迹条目中,兰西县女儿城出土铜佛像,载为出土"罗汉铜佛像十八尊,高各三尺余"的记载。如果志书所载出土的"罗汉铜佛像十八尊,高各     

从韩国文献看15～16世纪中韩两国的瓷器交流

前言在陶瓷史的研究中,除了考古学的实证资料以外,古代文献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通过阅读古代文献,再根据传世品和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推测,比如当时陶瓷工艺的用料、流传等问题。在韩国文献中,关于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国明代陶瓷的记载并不是很多,所以《朝鲜王朝实录》(即中日习称的《李朝实录》)与《慵斋丛话》与中国瓷器有关的记载便成为极为重要的文献。本文即通过这些记载来探讨两国朝贡贸易瓷器的情况及禁止在朝鲜境内使用中国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1981年,在陕西岐山县流龙咀村西出土鲁方彝盖,有铭文五十字。铭文虽不太长,但对认识西周社会经济有重要关系。感谢岐山考古界同志,这件珍贵青铜器最近已在《考古与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方彝只存盖,高29厘米,盖及钮上均有扉棱,饰饕餮纹。盖内铭文分六行,字间有方格范痕,释读如下:     

关于钟虡铜人的探讨

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及钟架间的六具铜人——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钟虡铜人,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注意。我曾以《曾侯乙墓编钟梁架结构与钟虡铜人》为题,写过一篇小文。现在着重从文献记载上,对     

书评书讯

《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之旅》西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从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的"禁区"。人类是何时踏上这片高原的?又在这里创造出哪些古老的文明?这些古文明与祖国的中原、西域以及其他地区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在文献记载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西藏远古历史,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据开始揭示出它们神秘的面纱,将其瑰丽多彩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