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日记里的张雁秋

正"徐州女婿"顾颉刚是现代著名学者,苏州人氏,一生在历史、地理以及民俗学领域均取得非凡成就,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总其成者"。1944年7月1日,他在重庆北碚与37岁的"徐州闺女"张静秋结合。张静秋是今徐州铜山区张集人,3岁时父亲去世,由哥哥张雁秋一手培育成人,兄妹感情甚笃。1933年静秋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外语系,回徐后与同学创办私立立达女中,名气比做过几任县长的哥哥要大。张雁秋与名人妹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刘健明１９９３年５月,我有机会参加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蒙顾先生三女儿顾潮女士馈赠新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后又购得顾潮女士及其令妹顾洪合...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读《夏鼐日记》之三

夏鼐先生成长于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激励着年轻的夏先生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培养和具备了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但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艰难历程,又使夏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带有民族性的维度。世界性与民族性贯穿在夏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活动中,彼此交织。     

历史与小说的互读——读《夏鼐日记》1～3卷

当历史领域的"宏大叙事"模式渐渐被片断的、断裂的现象所取代之时,《夏鼐日记》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全方位了解这位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提供绝佳的机会,而且还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乃至现当代历史的有益"增补"。与夏鼐先生同时代并有着相似经历的钱鐘书先生也留下了名著《围城》。本文尝试着对《夏鼐日记》前三卷和小说《围城》这两部不同的"作品"进行"互读",以期进一步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那一代学人的风范。任何"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视角",但倘若各种不同的"视角"彼此交织、互为补充,那么,关于"过去"图景的立体"拼图"就会趋于完整。     

实地考察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都喜欢游历 ,他非常重视实地的考察 ,并自觉地将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古史考辨、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与民族问题等诸多学术领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实地考察的重视及身体力行。他这种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同时也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     

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

本文以《夏鼐日记》为文本依据,围绕夏鼐先生在从事考古学研究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不同地点,交往的不同人物,梳理了夏先生在考古学门内的人生轨迹,旨在理解生于忧患的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学术建国"的理想。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顾颉刚先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就要很好地学习他追求真理、刻苦治学、经世致用、提携后进的精神。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夏鼐先生与中国科技考古——读《夏鼐文集》有感

<正>夏鼐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今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     

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和“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定人。1893年5月8日生于清代的汉学中心——江苏苏州。幼入私塾,年13入高等小学。年15入苏州第一中学堂,时读完《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继习《五经》历数年。先生性喜奇,又适逢崇奉经籍的汉学基础开始动摇、怀疑经藉的传统摆脱遏抑之世,因具不迷信传统之性格,易接受疑古事、辨伪书的治学精神。清代汉学吴派治经学务求渊博的经验、梁启超和章炳麟论学思想的影响.使他志在掌握全部经学和治学门径并     

顾颉刚的家学渊源与学术传承

苏州唯亭顾氏绵延三百余年,文化科技名人辈出,这与其以文立家,族人始终坚守以读书治学的传统有关。顾颉刚作为唯亭顾氏的一员,深厚的家学、优良的家教甚至世居的家乡都对他的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顾颉刚在变化中继承了家族的治学方法与思想,同时又坚守了家族中求实的家学特点及与时俱进的家风。此外,顾颉刚不仅重视对顾氏族人的提携,更重视对族外学生的培养,以求学术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从顾颉刚与唯亭顾氏的学术传承中,也可以窥探出中国近代学术的嬗变。     

白寿彝与顾颉刚的学术交谊

白寿彝先生说 :“一九二九年 ,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是当时老一辈学者相当集中的地方。陈垣先生、张星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许地山先生、顾颉刚先生…… ,都在这里。一下子能见到这些前辈 ,这件事的本身就使我大开眼界。”① 当时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历史学系教授。白先生和顾先生开始联系 ,是 1 92 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时 ,那段时间白先生对哲学和民俗学有兴趣 ,于 1 92 9年夏编辑出版《开封歌谣集》 ,发表论文《孔子哲学》、《孟子哲学》等。到燕大后 ,和顾颉刚先生直接接触起来了。…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五四”前后的罗家伦与顾颉刚

正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一部求真、求实的学术人物传记——《顾颉刚评传》读后

一部求真、求实的学术人物传记——《顾颉刚评传》读后钱宗范一套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丛书,作为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图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这是九十年代我国学术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近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的该丛书中的《顾颉刚评传》,使人亲切,令...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