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

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联合或分别在陕西全省及其周边地区农村较为广泛地开展资金融通业务,贷款种类较多.陕西农贷实际主要采取机构与个人担保、确立借贷关系并通过信用合作社贷给农民的方式进行.该时期的农贷活动,不仅打击了高利贷盛行的现象,而且在推动区域经济兴起及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

合作社是20世纪20～30年代华北乡村经济组织的新现象,它的产生是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近代化的标志。合作社借贷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经营,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其活动也有严重的缺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农贷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东农村经济破产亟需资金,抗战爆发后,农村经济之重要地位凸显。面对内忧外患,广东省银行迅速发展的农贷业务适应了战时农村资金融通的需要,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的推行,抵制日伪金融势力的扩张,有助于救济粤省衰败的农村经济。本文深入考察广东省银行通过农贷,扶持战时农村经济的活动,并对其成效予以客观的评价。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在梁漱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之际,河南省西南部的宛西地区也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进行着一场“以自卫促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的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这场变革活动具有强烈的自救、自保意识和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宛西自治”的倡导者们为积累其自治所必需的资金,在所辖区域内设立了“农民借贷所”和“合作社”等地方金融或经济组织,同时还发行了地方纸币。     

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年）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开发西北和建设抗日后方基地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甘肃推行农贷政策,建立了以新式银行、合作社和合作金库为核心的金融网络,形成了“政府一银行一合作社（合作金库）一农户”的农贷模式。甘肃农贷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1年之前以救济农村为主,之后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主,发放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土地改良、农村副业和畜牧业等贷款,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农贷的发放,使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也使抗战时期成为近代以来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时期。     

漳平乡村旅游发展对策探讨

乡村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消费方式,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力之一。本文通过探讨福建省漳平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及现状,针对该市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阐明发展思路,并提出相应对策。一、引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观念的变化,返璞归真的休闲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休闲旅游方式,我国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郭焕成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与农业生产的特质及农村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系,贵州农村借贷高利贷较为突出。其原因有：1．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工商业的过程要长,农业资金流通的速度比较缓慢,资金回收期限延长,放贷者的牺牲既大,所负担的风险也较多,因此,利息高也是必然的。况且农村中私人借贷大抵不太注意借贷的用途。资金的回收无甚把握,故只能藉高利贷以保障其债权。2．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20世纪以来的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并对将来的研究试作展望。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多种称谓,如“乡村区划”、“乡村行政组织”、“乡村制度”、“基层政权组织”等,为避免繁复,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

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肇始于对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发展道路的现实反思,是20世纪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讲座派与劳农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日本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矛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蔚然壮大,以地主制研究为代表的乡村史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的显学,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乡村史学者在既有领域深入的同时开拓出农民运动史、自治村落论等多元路径,研究范式受到修正。20世纪末,乡村史研究盛极而衰,渐趋碎片化,退为隐学,但呈现注重市场因素等新趋向。乡村既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剖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

古老的中国是在民族危机和乡村危机共同震荡中走向近代的。针对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创立并实践了乡村建设理论。理论的困境令运动失败成为定局。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

古老的中国是在民族危机和乡村危机共同震荡中走向近代的。针对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创立并实践了乡村建设理论。理论的困境令运动失败成为定局。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通过GIS-ESDA空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变差函数等测度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在空间聚集分布,且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强;乡村性热点区空间结构主要以徐州-宿迁-淮安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并且不断向盐城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演变特征;县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乡村性空间差异较小,东南-西北方向乡村性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分析——以北京绿十字为例

本文旨在探究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定位,以此提高非政府组织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管理效能,实现乡村旅游的开发本质,让乡村更像乡村,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引言乡村旅游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但是乡村旅游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要推进     

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分析——以北京绿十字为例

<正>本文旨在探究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定位,以此提高非政府组织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管理效能,实现乡村旅游的开发本质,让乡村更像乡村,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引言乡村旅游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但是乡村旅游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要推进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