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天津的粮食配给证

正1939年8月到10月,天津市区由于水灾泛滥,加上国内粮食的上市不旺,以及小麦、杂粮流通渠道的不畅,造成了天津粮食价格的猛涨,一度涨到水灾前的4到5倍。因天津市面粮食极度短缺,1940年1月,由日军主导的天津小麦面粉输入组开始确立,不久食粮特殊收购机构也成立。这两个机构的主要工作是调集其他地区的粮食以补充华北粮库短缺,目的是为了建立统一的粮食配给制度。     

沦陷时期天津烟毒问题探析

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推行鸦片毒化活动,通过操纵伪天津禁烟分局、土药业分会等机构,颁布一系列禁毒法规,统制鸦片的生产、贩售、吸食各环节,放纵对毒品的走私制贩,结果使天津地区烟毒愈加泛滥,成为远东闻名的"海洛因制造中心地"。该时期天津烟毒问题颇具代表性,由此尽可呈现日本毒化罪行与中国受害之惨烈情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责。     

沦陷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述论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沦陷,日伪政权通过在天津设立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和防疫机构,制定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组织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加强公厕、排水管网和公墓建设,健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完善种痘制度和饮食行业、家畜、妓业等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卫生和防疫制度,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虽然这些举措对于改善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具有一定的殖民特点。     

断裂与传承:沦陷时期北平的文化生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平成为沦陷之区,众多高校与文化、学术机构南迁,大批文化人离平避难,曾经的文化中心陷入沉寂。日伪政府利用中日地域接近、文化相似等特点,鼓吹"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理论,通过构建严密的管制体系,在文艺、教育、学术、媒体等领域推行一系列殖民政策与措施,力图将北平的文化发展纳入到"日化"的轨道中。但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亦非仅靠强制力可以推行。在殖民统治之下,北平的文化生态虽然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作为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国都与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传统也在断裂中实现着传承。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武汉沦陷时期的慰安所与杀人场

1938年10月25～27日,日本侵略军相继侵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并陆续在积庆里、大华饭店、生成里、联保里、斗级营与粮道街等二三十处地方设立了慰安所,分别集中了大量的     

沦陷时期上海的出版业与历史研究

上海的出版业发展较早,但在沦陷时期(1937年11月——1945年8月)上海出版业却表现出与之前有所不同的特点:一是书籍的出版量越来越少;二是期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沦陷时期的这种变化对当时历史研究的表现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

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这个特殊的战略地位,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商业贸易的繁荣.本文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商人从事的滇藏川跨省贸易及中印、中缅等跨国民间商贸的具体经营活动,以及云南商人为抗战捐资献物、勘探中印公路线路等活动做出的支持.这些内容,同样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也是认识大后方社会经济变动情况的一个窗口.研究表明,云南民间自发组织进行的对外贸易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地方商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自身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做出了支持和贡献.     

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

宁绍战役开始之际,绍兴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沦陷,引起最高层的震怒。蒋介石决定彻查此事,绍兴沦陷之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军事委员会对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绍兴军政负责人等均施以重罚,蒋介石严令第三战区彻底整顿。但是,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纪问题、走私问题,在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积重难返。绍兴沦陷所反映的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渝韩国独立运动团体与苏联

抗战时期在渝韩国独立运动团体与苏联的关系,以前少为人知。最近,笔者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发现了4封韩国独立运动团体写给斯大林的信函。这4封首次批露的信函对初步了解当时韩国独立运动与苏联的关系以及韩国独立运动阵营的处境,有一定参考价值。     

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

以往关于广州商团事变的记述和研究 ,多偏重于革命政府方面 ,对商团方面的探讨明显不足。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 ,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 ,其性质是反革命的 ,这场事变的发生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婚俗改良与社会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市政府与社会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婚俗进行改良,包括对旧婚俗中仪仗的整顿以及举办集团结婚活动对新婚俗的形成进行引导与示范等。这种改良对个人与家庭、社会关系、家—国关系重新建构与诠释,成为社会教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天津婚俗改良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应裁厘需要,开始正式征收营业税。依营业税法规定,该税本应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当时,地方政府及工商团体却不顾中央禁令,私下签订包征协议,普遍由工商团体代征甚至包缴营业税,以稳定裁厘后的地方财政,使包税制呈现出"团体包税"的新形态。此种情形虽然不单独存在于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但以营业税包征最为普遍。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十分复杂,涉及中央、地方、工商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平衡问题,亦说明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国家的努力遭受顿挫。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的重要事件,从日本侵华政策的角度去考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本文将就此作些阐述。     

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

北洋时期的1912～1928年间,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诸形态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位居京都之门和华北通商大埠的天津商会,从纲领章程、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乃至称谓,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揭示这些变化及其内     

乾嘉时期天津与英国的三次交往

明清以来，天津地位日益重要。它既是首都北京的门户，又是北方的交通枢纽，还是经营浩运和盐业的重镇。进入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天津逐步形成为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当时清朝政府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外贸易交往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因而天津的商业贸易主要是国内贸易，即与辽东和东南沿海地工之间进行的产品交换，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要求进行交流的愿望日益强烈。西方国家对天津的认识始于元代。当时天津还被称为海津镇。千里迢迢来到元…     

私玉之禁:乾隆时期国家对回疆的资源管控与法律实践

乾隆四十三年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鬻玉石案发生后,清朝开始严禁回疆的玉石贸易。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此案的政治和商业意义,却忽略了其所引发的司法效应。本文通过挖掘相关的满文档案,梳理清代回疆玉石资源的管控策略的形成过程,考察其在司法层面带给各回城的回民以及寓居于新疆的浩罕或巴达克山等地的中亚回商所带来的影响,并揭示出这些法律实践推动《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款在回疆施行的过程。     

刘长乐:在传媒人与商人之间

邓小平女儿邓林曾形容凤凰卫视"四不像":不像内地的电视,也不像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电视。刘长乐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成了华人媒体的知名品牌,甚至受到了朱镕基总理在举世瞩目的记者发布会上的点名"照顾"。盂广美曾动情地说:"刘长乐好大胆子,敢让一个原来一点也不懂电视的台湾女孩挑起主持人的大任,让我圆了一个梦……"     

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商人与政府摊派(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府税收不敷所用,开始频繁向商人强制摊派各类费用。这些费用按其用途可分为城防工程费、慰军劳军费、军队给养费等类型,基本用于内战军政。政府摊派通常由政府机构或警备司令部直接向商会、同业公会下令,不仅次数频繁,且数额惊人。商会和同业公会接令后不得不召集团体会员及资力雄厚的企业分摊承担。按其性质,政府摊派属于正常税捐规费之外的额外负担,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天津市政府明知摊派违背法理常情,但一边下令禁止,一边仍行摊派。政策上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说明地方政府财政趋近破产,在战争压力和通货膨胀之下,政府过度依赖预算之外及税收之外的收入。商人团体本应以商人共利为本位,但在军政机构强令下,几成为筹款征税的工具,难以维持其自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