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地方利益博弈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战时三峡实验区改县事件研究

1940年3月四川省率先实施新县制并对省内县界进行调整,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趁机提出从周边县份划出乡镇单独设县,因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四县的反对,最终以实验区改组为北碚管理局而告终。在随后的交接过程中,江、巴、璧三县与北碚管理局之间因公学产的归属发生纠纷,璧、北之间更爆发了武装对峙的澄江争治事件。该事件虽被暂时平息,但双方对公学产的争夺一直持续至战后。地方势力固然是国民政府在四川基层推行政策的阻碍因素,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忽视。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力图控制四川,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央政策在基层行政中难于推行,这种困境也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对四川基层控制的失败。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与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开始了在中国22年的统治。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和蒋介石口口声声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并通过一些法令。但是,他们除在个别地方搞过一点改革和减租外,一般来说并没有实行。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论战后赴日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

本在系统发掘与研究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档案及相关劳工证词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战后美日遣返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的政策及事件始末;并首次以国内的新史料对赴日华工战后的主要遗留问题,如被掳至日本的华工人数、美日战后遣返华工数、赴日华工死亡人数等重要数据,以及赴日华工的“工资”与赔偿问题等,作了进一步澄清和考证。     

1947年中法西沙群岛事件之交涉

1947年发生的西沙群岛事件是"二战"后法国企图重新介入南海诸岛的重要步骤,既是法国自1931年以后企图侵占西沙群岛政策的延续,亦与战后中国海军收复西沙群岛过程中准备不足和各部门缺少联动机制进而为法军提供可趁之机有关。在与法国交涉过程中,国民政府不仅始终坚持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对法国侵占行为不做任何让步,而且还发现了法国编造"历史证据"的出台过程及法国所谓核心证据"嘉隆王插旗"说并非属实。这为国民政府依据1887年中法界约划设两条位于北部湾的南海断续线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侨务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围绕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而开展了一系列的侨务工作,并取得相当成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而关于战后数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国内似尚无学者专文论及。本人根据有关资料对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在侨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其效果如何、导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抗战以后无锡农村租佃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的地区和田制之间,地租增减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一般中小地主的经济状况、各自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及与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1949年推行减租时,各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减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对当地租佃状况加以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体现了减租运动强烈的政治性。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使中共初步实现了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目标。但是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与政治效果并不均衡。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     

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战后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关于接收北平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函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沦陷区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全面接收。本组史料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就战后平津地区伪组织所办各级学校之处置、新民印书馆等文化机构之接收等问题与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的来往文电,反映了战后文化教育的接收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处理态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简论战后台湾工矿企业的重建（1945—1949）

抗战时期,盟国空军对台湾实施了战略轰炸,许多企业损失惨重;战后绝大多数日籍员工随日俘日侨一并遣返回国。因此,战后台湾很多工矿企业已大量减产或被迫停工,整个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1946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办台湾工矿事业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恢复重建的措施。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它使各工矿企业的生产迅速恢复和增长,为战后的台湾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台湾经济走出了对日本严重依赖的阴影,为台湾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从总体上讲,战后台湾经济恢复重建的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     

战后初期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史实疏证

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集结在华南的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境内,由九龙尖沙咀乘船运往东北与华北。国民政府与英国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虽然订立了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的有关协议,但双方仍然摩擦不断。国民政府既利用军队过境之机为接收华北、东北进行军事部署,又借此影响香港内部事务,伸张对香港的主权。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初期的香港政局和中英关系。     

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相关文电一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全面接收台湾。在邮政方面,不同于内地邮政独立设局管理,为节省事功、便利民众起见,国民政府决定在台湾暂时维持旧制,试办邮电合并。本组史料反映了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初期的人事安排及工作进展状况,有助于了解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省的邮电概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邮政的经过以及试办邮电合并的困境。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订和实施相关财金政策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巨变。在金融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即将战时外汇管制政策转变为战后初期的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然而这一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军事由盛转衰,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不得不再次施行管制。     

抗战时期四川省书刊审查机构的建立及其改组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建的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四川省实施了初见成效的书刊审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该会后来的审查近乎废弛。省政府将其改组为川审处,并通过各种整顿措施,使审查取得明显改进,舆论钳制更为严厉。然由此引起该省文化界强烈的反抗,成为该处最终被废除的原因。四川省书刊审查机构的演变在地方审查机构的改组中具有典型意义,折射出书刊审查网络由"疏"变"密"的过程,透视出战时政府舆论管理政策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战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中国有50亿美元的赔偿请求权。但是,处于战后困顿中的国民政府却出乎预料地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战后经济转型中的价值分歧与利益之争——以国民政府《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为例

关于战后国民政府经济转型失败、经济危机爆发并迅速崩溃的原因,学术界通常强调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军事方面的,如战争对投资能力的削弱与市场秩序的瓦解;二是经济政策方面的,如外汇外贸政策在"严格管制"与"自由开放"间来回颠覆.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转型中的价值分歧、利益之争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战后<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法的制订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启动,但由于在国营事业的基本价值定位、部门间利益的协调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直至1948年底才完成立法程序.但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处于政治经济加速解体的过程中,没有了实践与验证的机会,对其经济恢复没有发挥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