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明代典当业述论

明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其典当业在中国典当史上表现出了独有的特点：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当票、隐语行话的出现;典当业与商业经营相结合;典当业主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三重身份以及明代典当业虽高度发展但却不很规范等。文章还探讨了明代国家对典当业的政策,即从明初的禁止到万历年间的认可,对典税采取“分征”,对典商利率及计利方法做出法律上的规定、禁止官吏经营典当等。同时又论述了明代典当业“济他人之急、图自家之利”的社会功能     

明代驸马述论

明初,驸马大都选自公侯和功臣的子弟,宣德之后渐选自民间,驸马与公主的婚礼仪式在明代也发生了许多变化。驸马教育经过了设学录教习、进国子监学习和设仪制司主事教习三种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明制,驸马都尉的品秩为从一品,俸禄一千石,但因个人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驸马的职掌在明初有典兵出镇及掌府部事者,也有担任临时性派遣者,中后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祭祀皇陵;掌管宗人府;统领皇帝侍卫。驸马在明初地位较高,中后期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地位下降,有时甚至受到太监和宫女的压制。     

明代考官制度述论

朱元璋由布衣而位尊九五,依靠的是他的勤、敏、礼、俭.他(?)流而跻身行伍,由走卒而频遇擢升,由草莽而博通经籍;他众聚儒士,笼络民心,终至推腐元、挫群雄而成大明一统.创业的艰难更坚定了朱元璋守成至长久的信念.他欲揽大权于一身,遂以惊人的魄力操纵起这部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考官制度则是其整顿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哈密危机述论

哈密危机是成化至嘉靖初年明代西北边疆危机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明朝统治坚持以闭关绝贡来解除这一危机。但实践的结果是不仅未能化解危机,反而使其愈演愈烈。直至嘉靖初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高层人事的彻底更迭,才得以改变应对策略,承认土鲁番在西域的地位,以通贡和好取代闭关绝贡。解决了这一危机,稳定了西北边疆。本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哈密危机的由来、统治处置的种种失误和嘉靖前期的解决过程。     

明代丁忧制度述论

明代丁忧制度规定,文职官吏遭遇父母亡故,须离职守丧(不计闰)二十七个月。从闻丧守制、服阙补选到夺情起复,一系列繁复的制度建构,就是为了确保丁忧制度的存在,抑制和打击丁忧制度衍生出的匿丧、营求夺情等机会主义行为,以期通过士大夫普遍性的居丧尽礼,推广忠孝之道。     

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

明代翰林院既是明皇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一种官僚制度。翰林宫号称“清华之选”①,“职虽不崇,任则重矣②。”明代翰林院制度与明皇朝政治兴衰密切相关,本文试就这一制度的内容与演变略加考述。一明代翰林院初设置于1367年（朱元璋吴元年）,在此之前三年（1364年）,朱元璋已在集庆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司属。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③”,因此。多方罗致人才,而来源、刘基、章溢、叶探等江南儒土的代表相继前来归附,“经纶抚治”,“借上坐起”④成为朱元津亲近的侍从顾问之臣。吴元年五月,朱元津下今…     

明代江南治农官述论

明代治农官制创始于永乐初年,经宣德至成化间添革往复,由江南一隅推广至全国大部,并基本完善了司府州县各级治农官建置。正嘉以降,江南治农官不断遭到裁省,权力收缩、下移,由官到吏。终明之世,江南治农官先后经历了三次职能转变：宣德二年初次复设后,在永乐以来单纯的提督农田水利基础上,统摄粮长、职兼催粮;宣德六年开始全面负责秋粮的催征解运,但仍保有治农本职;成化九年再次复设后,又基本恢复到永乐旧制。明人对江南治农官的存在价值与实际效果的认识有很大差异。总体看来,治农官在＂财赋尽出于水利＂的江南地区看似不可或缺,但事实上并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沦为病农、逋赋的负面因素。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明代女真振兴述论

明代女真各部,在明初以来的二百余年中,此起彼伏,相继振兴,尤其在明朝中叶以后,群雄并起,呈现一派兴旺景象,终于实现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即满族。追究明代女真的发达史,亦同其他民族一样,无不与其社会分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关。然而,哪一个部落,何时振兴,基本上取决于四个条件,即:占据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占据贸易通道;南移接近边关市场;得到明廷的信赖。凡此四点兼备的部落,其发展尤为领先。缺其一便难于顺利发展。本文拟就以上四点,一一举例加以剖析。     

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明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仕途辉煌,在决策和执政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朝廷安危、国家治乱、民族兴亡之际,力挽狂澜砥柱中流者有之,识大局特大体者有之,奔走呼号于残山利水者有之,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江南进士居乡则大多滥用特权,干预行政,把持乡里,鱼肉百姓,侵吞小民财产,追求荒淫糜烂生活,加速了地方政权计溃烂。江南进士也以其博学多闻和经济实力,从事文化、学术和艺术创作,成为丰富灿烂的江南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杰出贡献者,使得富庶的江南充满着人文气息。     

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

羁縻卫所制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对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及民族的有效统治 ,而创设的一种地方管理模式 ,与同一时期推行于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有所不同。文章从羁縻卫所的设立、明朝政府的管理措施、羁縻卫所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强调指出该项制度的推行和实施 ,对维持明朝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 ,促进边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武职纳级述论

明代军民、武官通过捐纳升除武职,称为纳级,始行于正统四年.明中期以后,朝廷为弥补财政匮乏而频繁开纳,又出现T加纳世袭、纳赀免比试、幕兵升级等形式,所需财物数量则随武官地位的下降而减少.嘉靖中叶以前,纳级主要得虚衔,对武官铨选影响较小.明后期,纳级已是武官四大来源之一,朝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任用纳级武官规范,对铨选产生较大影响.纳级对打破资格,招徕无缘世职或难中武举的牵杰之士有积极作用,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使纳级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加剧了军队的腐败和铨选制度的败坏.     

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

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四个特点。永乐以后,武官人员结构迅速变化,其任用方式也逐渐差委化,武职遂与权责脱离。其后武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从而阶官化。明朝采取署职与"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调整官阶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实授武职则表明武官俸级与世袭等级,两种武职与所任差委都要入衔,武官结衔从而叠床架屋。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明代晋中盆地水利建设述论

中国历史长期处在封建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巩固的需要。历代王朝总是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作为头等要务,督地方,务实求效。广大农民为求生存和生产发展,挖掘水源,广开农田。因而,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呈现高潮迭起的景象。有明一代,水利建设之规模更超过以往任何一代,其水利事业的成就及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至今受到史学界的肯定。然而,当我们重新考察当时的历史与自然环境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一持续200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同时给后世造下了灾难。从明代晋中盆地水利建设来看,就可说明这…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北大核心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