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银钱票的新发现——兼论甘肃官银钱局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正>银钱票是银两票与制钱票的统称。银两票,是指自清末到1933年废两改元前,以银两为单位发行的可兑换纸币。在华外国银行,各省官银钱局（号）及私营银钱业等都曾发行过银两票,且种类繁多,名目纷杂。制钱票,就是指清末公、私所发行的以制钱为兑换单位的纸钞及兑换券。本文所谈银两票、制钱票,是指甘肃官银钱局在光绪三十三年发行的银两票、制钱票。     

民国二年江、浙地方银行纸币

民国初年,袁世凯上台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控制货币发行,曾策划统一全国纸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民国2年（191年）1月,财政部拟订《商业银行条例》,限制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并拟订收回各省商业银行纸币办法①。2月,由财政部拟订《整理各省官发纸币法案》,一律停止增加发行纸币②10月,审计处复财政部函,令各省审计分处从严监督,各省添发新票或以新票收换旧票须经财政部核准③。11月,又发布大总统令：“严饬所属官银钱号,。洛守财政部所订监理官章程,各种纸币不得再行增发。”I民国3年1月,财政部致各省民政长训令,禁止官私银…     

扬州和苏州的纸币

一、扬州早期省票和本地银行的纸币１．最早在扬州流通的省票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成立了“五天”、“四乾”、“五宇”官银号,以后,不仅在京师及其附近省份开办官银钱号,而且各省都有设立,在江苏省有裕苏及裕宁两官银钱局,裕苏官银钱局设于苏州,裕宁官钱局设于南京。裕宁官钱局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五月二十日开办,鉴于扬州地区商业发展和货币经济的需要,隔年即设立扬州分局。可见,当时设立扬州分局,实属管理金融,发展经济之需。裕宁官银钱局驻扬州分局当时印发的钞票有九八制钱壹串文,直形龙票以及扬州地名为首的…     

袁头银币

袁头银币许光“袁世凯头像银币”（简称袁头银币）在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民国初年,币制相当紊乱。清末各省银元、铜元虽已广泛流通,但是,商业计算仍采用银两制。随着市面金银比价的不断变动,银元与银两之间的比价变化亦日益增大。由于不法商人的从中投机,更使银元价格暴涨暴落,致使正当的商业交往无法进行。而且广东、湖北、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开铸的银元、铜元种类繁多,式样不一。外来银元（象鹰洋、马剑、双柱洋）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折算更为困难。同时,各省官银钱号滥发纸币现象十分严重,仅以１９１４年为例,各省总共发出纸币达１６２９２０５５７元。鉴于如上情况,金融货币整顿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但在１９１３年“赣宁之役”以前,由于政局动荡不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各省向中央的解款数仅及预定收入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对于财政收入一向以各省解款为主的北洋政府来说,真是“车薪杯水,无补于艰”。故一时难以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金融货币,财政与金融货币的混乱状况未能扭转。１９１３年“赣宁之役”,袁世凯击败了他的对手国民党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掌政,袁世凯凭借战后余威,收管了各地财库,在战后短短的两个月内,仅盐税收入一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     

宋子文、孔祥熙与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

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延续两千多年,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被废弃,但新的资本主义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财政税收特别混乱,致使北京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税收可言,只能靠借债度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极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税制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时,基本上完成国、地税收系统的划分,并同时进行了对中央税收制度的改革。孔祥熙接任财长后,又对地方税收制度进行整顿和改革。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推动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财政税收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一、对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     

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结构

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国北京政府省级军政机构设置及其人事更迭述论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行省是国家主要地方行政单位.各省最高军政机构的名称经历了从都督府、将军行署、督军署、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乃至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公署的转变.民国初期,这种变更尚听中央号令,而在袁世凯死后,已难步调一致.军政机构的内部机构设置总体上维持了参谋处、副官处及军务、军需、军法、军医4课的设置.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直至北京政府统治结束,只是其内部人员安排始终未能整齐划一.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演化日趋急剧,各省军事长官的任免完全卷入派系纷争.北京政府的任免令无法保证各省大员的地位,迫使他们只能通过手中掌握军力和政治手腕来维护和巩固所控制的地盘.     

台南银元票

台南银元票,解放前在台湾发现。共发现一大元票二十张,五大元票十张,十大元票六张。经数十年变迁,流传至今的甚少,堪称珍贵的台湾乡土文物。银元票为蓝色单面印,分竹纸(薄纸)和毛纸(厚纸)两种。面额一大元的,票面上横书"台南官银票",中央直书"凭票支付圳平银一大员照",左"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云字六百六十八号",右"官银钱票总     

上海造币厂设立的前前后后

民国政府在1912年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研究币制改革。民国三年(1914年)3月6日的《币制局简章》规定设置币制局,12月27日裁撤。民国七年(1918年)8月10日公布《币制局官制》复设币制局,直属国务院。币制局的职权包括监督全国造币厂,监督中国和国民银行发行券,监督、整理各省官银钱号,筹办其它关于币制事项。次年4月18日,财政部、币制局会呈大总统文中已经谈到整理币制,先从统一大银元入手,“熔旧铸新既颇著成绩,铸成之新币各省一律通用,其势骎盛”,“从前各厂铸造之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张凤翔的钞票

辛亥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钱鼎、张凤翔在西安市起义,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张凤翔任大统领,后改为大都督,组成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由于当时政局不稳,财政困难因而在前清“陕西官银钱号”基础上成立“秦丰银行”,又将“陕西官银钱号”的纸币壹、叁、伍、拾两的旧票加盖戳印后使用,正面加盖“秦丰银行”和辛亥年或壬子年(1912年),又在其背面首行加印“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插三、图1、图2)或“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大都督张”(图1),其字盖没了原来钞票上的官衔,第三行压盖“统领起义”,第五行将原“秦丰官钱铺”盖没“钱铺…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北洋时期的政治分立与司法统一

在北洋时期的多数年份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与北京政府都保持着司法统一.南北政治分立使南方各省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司法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南方各省之间的政治状态以及司法行政与审级管辖的差异导致各地司法关系断裂的不同步.促使司法关系中断的最主要因素,是南方各省建立了最高审判机关.     

伪满洲国的陶币和炻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将其作为继续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长春成立,合并了东北地区的四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官银钱号和黑龙江省银号)以及辽宁省城四行号。日本借此掌控了东北的金融、经济命脉。根据伪满洲国的《货币法》,掌握了伪满洲国通货、金融命脉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了面额为100元、10元、5元、1元的纸     

清末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及官银号设立情况考

诸多近代货币论中,在介绍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时．仅谈及“湖北官钱局”一家。笔在研究时发现．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中,不仅有湖北官钱局．而且还有“官局”、“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等机构,甚至,其设立时间,还远早于湖北官钱局。其主要职能,不仅是发行钱币,还铸造大钱,或铸造银锭,用于上缴或市面流通。[第一段]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中国银行特别券和广东实业银行券之我见

最近在《台北市集币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有幸看到了“广东官银钱号银元票与粤省军政府发行通用银票之始末”宏文(以下简称“始末”),此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使我们学到许多东西,增加不少知识。但该文最后两段及其附图,尚可作进一步研究。     

简明中国银行史（三）

简明中国银行史（三）王一成,达津（三）私人资本银行的发展自１８９７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后,不仅有官办的大银行如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的设立,而且一批省办银行和民营银行也相继设立。省银行多由原各省的官钱局。官银钱局等发展而来,以发行纸币,...     

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

本文依据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中的有关货币资料,研究了银钱流通的民间形态、民间用币的类型和种类,以及货币的比价变化,从中揭示出行会组织、民间约定惯例对银钱民间流通的影响;洋钱等民间货币的流通,显示出民间用币多样性,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货币比价的变动,既是地方金融市场货币流通规律的反映,也与战争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代甘肃纸币研究

一、清代甘肃纸币的产生与发展清代在甘肃流通的纸币有三类:一是清政府强制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二是民间早已发行的纸币;三是清末甘肃官办金融机构,包括咸丰年间的官钱铺和光绪年间的官银钱局发行的兑换券。后两者属于信用货币范畴。为叙述方便,将其统称为甘肃纸币。清政府于顺治八年至十八年,曾仿明钞形制发行自十文至一贯的钞贯,发行数额少,流通时间短。顺治钞贯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考查。其后近二百年都未发行官方纸币。但民间纸币早已流通市面。就甘肃而言,嘉道以前,“高利贷者开设的当铺、钱庄遍布全省各地”。乾隆时,仅武威县、古浪县、镇番县、肃地的当铺就达459座之多。而且清政府对私营庄号发行银钱票,采取不干涉,听其自然的态度。道光年间,陕甘总督瑚松额奏称甘肃钱票既无流弊,主张“仍循其旧”。新发现的道光年间流通的“古庆阳新寨店新成号钱票”就是民间早有纸币流通的实物证据,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民间私钞的形制特点,对于研究清代甘肃纸币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