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新探——以省志所载人口数字①为中心

利用府州县志、《赋役全书》、人丁题本以及民数谷数奏折,本文分析了清代四川三部省志所载人口数字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以"户"为核心的特点,并对文本中"户"的不同术语作了解释和分类。     

试论清代死刑复核制度——以秋审制度为例

清代在继承明朝基本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秋审制度。秋审作为一种死刑复核制度,是由中央官员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其与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从大的层面来看,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期,因而可以说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本文旨在以清代秋审制度为探讨对象,梳理清代秋审制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执行步骤,以史料分析为基础,浅析清代秋审制度对中国法制历史的影响。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立嗣过继制度考察——以法律、宗族规则和惯习为中心

清代立嗣过继受到法律、宗族规训及谱例、民间惯习等制度的约束和引导。清朝法律强调立嗣过继应遵守昭穆秩序,但又有允许择爱等弹性规定。宗族组织的立嗣过继规训、谱例与法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甚至其正统性意识较官方政策更强。民间惯习中立嗣过继的循序原则一定程度上被软化了,以便使这一行为更符合立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立嗣过继个案显示,民众的立嗣过继行为并非不折不扣地遵循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立嗣过继中的违规做法也非个别现象。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清代“冲繁疲难”制度再审视——以乾隆七年制度调整为中心

"冲繁疲难"制度,是清代订立的行政分等制度,学界已有论述。然随着档案史料的逐步挖掘,许多论断需要重新审视。首先,四要素与四等级之间共有五种对应关系,定制后的对应关系仅是其中的一种,非最合理者,惟专制政府以强制推行。其次,等级、要素之间关系复杂,要素内部又细分等级,二者的强行划一,使制度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亦致其趋于简单化、僵硬化。第三,缺分等级之调整,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多隐晦不显,遮掩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和权力诉求。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研究——以地方志的记载为中心

温泉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受到世人重视.清代民国时期,广西地方志资料增多,为全面考察广西温泉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条件.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今天一致,名称多样、冬暖夏凉、汇入江海是广西温泉的三大特点.广西温泉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东南部是温泉资源分布密集区,西部地区温泉资源则较为匮乏.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广西...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清代广西地方志编纂及其特征述论——以府志为中心

清代是广西修志的鼎盛时期,地方志编纂日趋成熟。从编纂思想主张上看,目标明确,立意深远;从时空分布上看,波浪起伏,东多西少;从编纂人员及组织上看,官绅配合,分工明确;从编纂体例上看,体例成熟,与时俱进;从编纂内容上看,内容全面,价值丰富;从编纂特色上看,凸显民族,重视边疆。清代广西地方志编纂意义重大,具有重要资政、教化和史料价值。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清代四川巡检司时空分布补正——以方志和档案为中心

清代四川巡检司的设置以雍正八年(1730)、乾隆元年(1736)为两个重要节点。清军入川以后到雍正七年,巡检司以大量裁撤为主。在吴宏郡的研究的基础上,修正根本性的错误,统一体例,清初四川巡检司的裁撤时间进一步精确。从雍正八年开始到乾隆元年,巡检司以大量添设为主,乾隆二年以后趋于稳定。在胡恒的研究的基础上,补充方志、档案等资料,雍正以后四川巡检司的时空分布全部精确到年。同时结合官缺制度和巡检职权的变化进行简要分析,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清代四川巡检司的置废原因和时空分布规律。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清代辛者库身份考——以康熙时期内务府辛者库人为中心

辛者库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之辛者库,是指管领下人中完全依赖发给衣粮为生者。在康熙时期,管领下非辛者库人包括诸披甲人和有自耕田之庄头人等;而辛者库人包括鳏寡孤独等无力耕种者、无自耕田之庄头人、城内及陵上匠役人等、因罪抄家罚入旗下者。就其地位和待遇而言,上三旗辛者库人高于下五旗辛者库人,京师辛者库人高于盛京辛者库人,城内辛者库人高于皇庄辛者库人。就民族成分而言,辛者库人主要由汉人构成。随着八旗生计日艰,辛者库人在管领下人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两者渐趋重合,至嘉庆时经官方确认后,辛者库正式成为管领下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