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因及其政权的特点

一、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主客观原因(一)皖系集团是包括了各种人材的势力网络清末民初,在段祺瑞政治地位日益重要的同时,他的周围逐渐积聚了一批军人、官僚、政客,形成皖系集团。这个集团以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乡关系、亲属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包括各方面人材的势力网络。这些人是皖系能够控制中央政权的骨     

直皖战争与日本

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1916年6月—1920年7月),其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日本以金钱、军械武器支持段祺瑞在北洋派中扩充皖系的军事实力,从而在北方形成了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政权。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是压制直系扶植皖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各种形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使日本在华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     

五卅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认同危机与社会舆论

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规模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处危局之中的北京政府抓住有利契机,形成了暂时性的"一致对外",但此种局面未能维持太久而迅速瓦解。"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政府陷入各种势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多重围剿,不仅存在的道义基础丧失殆尽,连仅存的"外交权"也被迫拱手相让,作为"中央政府"最后的象征已不复存在。内阁更迭更加频繁,原属边缘的奉系势力入驻中枢,地方对中央的认同感完全消失,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城内一片凋敝景象,文化人大批南下。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取而代之,中央最高政治权力的更替至此正式完成。     

试论一九一七年所谓“参战问题”的实质

一九一七年的所谓“对德参战”问题,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上曾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围绕着这一问题,各派系军閥闹得乌烟瘴气,使“北京政府”一时陷入极端混乱地状态中,这种情况从一九一七年二月一直持续到同年七月,结果,以张勋复辟,皖系军閥重执北京政权而告一段落。“参战”问题实质上是美日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控制权尖锐矛盾的反映,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同时,目前出版的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湖南的争夺:北洋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1917年8月至1918年初,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为了夺取湖南进而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派北洋军南下,发动了第一次攻湘之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一段重要史实:一、湘督易人与湘战爆发;二、两广援湘与衡宝之战;三、和战之争;四、收复岳阳与惩办傅、周.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论皖系军阀的形成

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与直系军阀、奉系军阀鼎足而立的三个重要派系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占据重要地位并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军阀派系.关于这一派系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尚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最、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争斗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专门而较有深度的论述,揭示了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而胎儿而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直皖战后皖军内的勾心斗角

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段祺瑞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活动,他暗中派出代表曾毓隽去沈阳,派张吉士去太原与张作霖、阎锡山勾结,图谋作卷土重来的准备。但是,他未曾料到,皖系中最有实力的倪嗣冲的安武军内部,此时正在勾心斗角。…… 马联甲向直系靠拢,他通过苏 督齐燮元向曹锟告密,终于撵 走了皖督张文生     

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在直隶境内进行.皖系骨干吴光新,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在段祺瑞的授意和支持下,为击败直系,上窜下跳,作了充分表演.其一,是年2、3月间,段祺瑞图谋赶走豫督赵倜,让吴光新取而代之,以便拦截北归直军于途中.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其二,是年5月,驻防湘南的直军吴佩孚部,为搞垮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在与南方结盟后,撤防北归.直军一撤,湘军立即接收直军原有防地.张的统治岌岌可危,遂请求时驻岳州等地的吴光新部来援.但吴为保存实力,坐视张之垮台而不加援手.其三,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王占元在武昌设计将吴光新扣押,并将其分驻各地的部队一一缴械,这对皖系在战争中的惨败,无疑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争结束,吴被免职查办,并交付军法审判,可谓身败名裂.     

二十年代的河南地方自治

河南地方自治自民国初年开始,历时３０多年时间,２０年代的河南地方自治为军阀统治下的地方自治。一辛亥革命后,自治思潮曾风行一时。北京政府为了附趋时势,遂于１９１９年由内务部设立“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通令全国各省分道考送学员赴京讲习。时河南开封道、河北...     

为何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正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便是这样。     

1920年河南易督风潮中赵倜转向与直皖易势

1919年至1920年,民国北京政府发生权势重心转移,直皖互疑,对抗加深,具有重要政治地理位置的河南,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豫督赵倜的出身和崛起路径令其在政界缺乏奥援。袁世凯去世后,赵倜媚皖以求生存,实际左右观望,皖系准备更换豫督,导致易督风潮。赵倜因皖直对其去留态度不同,由媚皖走向恚皖,直到附直反皖,导致直皖易势,这是战争爆发及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倜随势而动既是基于其派系属性,更是时局大势对个人抉择的深刻影响。但派系竞逐中无论谁胜,最终仅是派系的胜利。他们越深度介入中央,就越意味着国家和政治的衰落和失序。易督风潮成为北洋政府走向衰落的转折之一。     

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

奉系军阀是民国初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从奉天起家到统治整个东北,进而将势力扩展到华北地区,纵横半个中国。作为这支强大政治势力的经济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一、边业银行历史沿革研究边业银行的学者,习惯把边业银行划分为旧边业银行与新边业银行(或称东北边业银行)。旧边业银行是由西北筹边使、皖系军阀徐树铮“以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名,呈准当时的北京政府立案”①而设立。旧边业银行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总行设在库伦,不久迁至北京。它以发展边疆实业为宗旨,列入徐氏…     

阎锡山的“六政三事”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使帝国主义失去了侵华的共同工具。于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从北洋军阀中寻找新代理人,作为它们各自侵略中国的工具。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之间为争夺北洋首领地位和北京政府的中央大权,彼此展开激烈的角逐和斗争,从而形成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这三大派系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造成中国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惨象和政局的动荡不安。这种动乱局面给阎锡山扩张势力割据山西提供了可乘之隙。他决定大力经营山西,积聚内力。1917年7、8月间,阎锡山施展权术,先后收回了黄国梁、董崇仁、孔庚等人握有的军权,将山西的军权完全集中到了他个人的手里。他先后赶走北京政府     

试论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

发生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本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之后,进一步削略地方军阀势力和加强控制四川的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尖锐矛盾,以及后来的全面抗战的爆发,蒋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整军会议之后,四川军阀刘湘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不仅加剧了刘、蒋业已存在的矛盾,而且引起了蒋对刘的进一步忌恨,这也可能是后来,蒋介石乘刘湘在汉口生病之机派人置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

明清时期治理黄河,在今兰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长逾千里、宽约数里至数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积广阔的河滩。鉴于河务、漕运之重,国家奉行“不与水争地”,严禁垦殖。1855年黄河北徙,故道成地数百万亩,但复故与否,清廷内部争论未决,直至辛亥鼎革仍无明确措置。民初,主政江苏的冯国璋为辟财源,上呈中央,欲将故道之地划归地方处理。然而,变卖官产已成北京政府开源之既定政策,冯的计划落空。袁世凯死后,地方势力膨胀,掌控江苏省的齐燮元无视中央法令,公开放领故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动导淮,黄河故道与之关系甚大,中央议决导淮委员会接管,但无论在统治核心的江苏还是山东、河南,相关工作皆举步维艰。故道土地权属之争,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态。     

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