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元氏铜器与周初继承制度

1978年,河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初期墓中出土青铜礼器10件,其中臣谏簋与叔■父卣带有长篇铭文,通过对二器铭文综合研究,可知谏与叔■父为同一人,其身份为邢侯之臣,曾跟随邢侯与戎作战,在奉邢侯之命出居軝国时,由于自己儿子死亡,因而推荐母弟之长子随侍邢侯,年老时又为母弟攸作器,并叮嘱他继承自己在軝国的事业。谏在选取继承人时,对"母弟"、"长子"的强调,似表明西周初期嫡长子继承制已确立。     

致事传家与燕私礼——叔■父器铭文所见西周制度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其时历史与制度的直接史料。本文通过对出土于河北元氏西张村的西周中期叔■父卣、尊及臣谏簋铭文的考释,揭示了西周致事制度与燕私礼。铭文记述作为邢侯臣僚的叔■父早年送其子倐于邢侯处学习政务,其后叔■父老而致事,倐则继承父职辅弼邢侯。叔■父于国致事,于家则传家,故专为其子倐作彝器以昭示,且以相应的饮酒礼仪加以体现,使我们首次通过铭文了解了西周的致事制度与燕私之礼。周人制度之完备,礼旨之深刻,仪节之绵密,于铭可见一斑。     

作册嗌卣铭文所见拊祭典礼

作册嗌卣是西周早期时器,以文献与铭文相互参证,释读铭中关键字词,可知铭文不仅反映了大宗无嗣则取小宗支子继大宗为后的现象,同时也表现了西周初期祔祭典礼的情形,由此又进而得知此卣是为举行祔祭典礼制作的礼器.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訇簋及弭叔簋小记

文物1960年第2期载有訇簋及弭叔簋铭文(器铭照片及两种释文),中之訇簋铭文更关系到西周社会性质.因将所见数事录出,以供同志们参考.訇簋铭文有云:"今余令汝啇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春夷、京夷、……"以全文证之,"先虎臣"是一种军旅,指作为先锋的虎臣.师?簋:"今余肇令汝率齐币、?、僰?、左右虎臣,征淮夷".虎臣既用来征伐,可见本是军旅之一种.以师?簋的左右虎臣和本铭的先虎臣相较,知左右是指左右两翼,先则无疑为先锋.又     

(囦丮)卣銘文補釋

本文在學者們對(囦丮)卣銘文的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兩個觀點:一、認爲銘文首段記録的"伯氏"讓(囦丮)自己從"庶人"中挑選六家當作他的"僕",並不是把身分爲自由民的庶人抑爲"僕",這裏的"庶人"是指西周貴族所役使的被征服之族中原來的庶人,也就是大盂鼎銘文"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中的庶人;"僕"跟"馭"性質相近,他們在被役使者中的地位高於庶人,所以銘文把從庶人中選僕稱爲"興","興"跟《周禮》所説自鄉人"興賢者能者"之"興"同義。二、銘文中的"大宫"應指倗伯,倗伯應是(囦丮)的大宗宗子,"伯氏"則是(囦丮)的小宗宗子;依照宗法所有制,倗伯認爲的伯氏擅自賜(囦丮)以僕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帶(囦丮)護送周王時請求周王這個全國最大的宗子在名義上賜(囦丮)以僕,使這件事合法化。     

藩屏王家：清华简《皇门》《四告》的权力互动及政治伦理

自战国以降，学者寄希望于建立政治伦理以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惯性代入减省刑罚、施行德治、以民为本的仁君叙事疏释先秦文献，由此严重遮蔽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通过重审清华简《皇门》与《四告·满告》可知，西周政治伦理基于周王对“大门宗子势臣”——即藩屏势力集团的维护。一方面，型、德、祀等表述的实质，是周王诉求宗子守常、型范祖考、勤恤王邦；另一方面，册封、主祭、共祀、昭穆制等设计，也维系藩屏系统内各分族间的军事互助纽带。周王与宗子属于利益共生的牵制关系。故该类文献属于宗法系统对内的笼络话语，并非集权形态下君民关系或君主内在道德的议题。当藩屏模式被郡县制取代，“民”的主体由率族藩屏的宗子降格为被单向征调的编户齐民，导致了权力双向交互关系失衡，才发生诸子改造概念内涵，试图通过制造政治伦理抑制王权独大的状况。     

西周宗族形态及德教——以爯器所见遣氏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陆续公布的西周中期系列青铜器爯器,铭文所涉人物(遣伯、遣姬及爯)为大宗宗子、宗妇与小宗的关系,遣氏大宗对小宗在祭祀活动上有支配权。西周中期的遣氏宗族大致由遣伯、遣仲、遣叔三支组成,爯族作为自大宗遣伯分出的小宗,获得大宗赏赐的逆小子及其族众三十人,体现了宗族内部土田附庸由大宗支配的经济形态,与西周王朝管理疆土的方式相类似。铭文中"德音"指德行、言语两个方面,反映的是遣氏大宗对小宗所施的德教,是维系宗族等级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周初以来统治者自上而下贯彻德教的反映。     

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1975年以来,这里先后发现过三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鼎、簋、尊、爵4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单鋬尊铸有铭文"噩侯弟■季"~([1]);1980年,这里的一座墓葬出土鼎、簋、卣、尊、爵等18件西周早期铜器~([2]);2007年,羊子山M4又出土27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有8件"噩侯"器和2件"噩仲"器~([3]),M4的墓主应为一     

论西周金文所见“宗子主祭”

判定西周金文人物是否为宗子可以依据人物称谓、行事,以及在族墓地中墓葬等级高低等线索。西周时期宗子主导宗族祭祀,"宗子主祭"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宗族祖庙设在宗子之家,宗子可祭祀自始祖而下的多代祖先;宗子是祭祀活动的主导者,族人有助祭的义务;宗子通过为族人作器,或是赠予族人祭器、祭品等方式指导、督促族人祭祀;族人祭祀活动会出现仿效宗子的现象。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肃卣补释

肃卣铭文中的"■"当为"肃"字异体。"■"当为"择"字。"竞谏"的"竞"为"争言"之义。"静"当读为"诤"。"非命"义为"违命"。"称命"以为"用命"。"■汝"当为"償汝"。肃卣铭文的大意是:肃之兄伯氏赐肃仆六家,其行为违反王命。被赐之仆发动邑人向上谏诤,抗议伯氏之行为。王命■叔、爯父、父重新付给肃仆以补偿之。铭文反映出西周政治中有"正义"的观念,庶人有向上谏诤,纠正"害义"的政治行为的权利。     

西周金文中的井国

西周金文之中数见“井侯”,如麦方尊(《西清》8.33)、麦方彝(《西清》13.10)、麦方盉(《三代》14·11·4)、麦方鼎(《金文历朔疏证》1·51)、井侯簋(《三代》6·54·2)、臣谏簋(《考古》l/79)等均有著录,而井姜太宰己簋(《社会科学战线》3/80)还另见“井姜”。此“井”即西周初年周公诞之子所封之邢国,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西周金文中还多见“井(以下用～代)伯”、“～叔”、“～季”等称谓,不少学者不曾注意“井”、“～”的不同,以为“～伯”等人是食采于周畿腹地,并在周王室任职的邢侯支裔,遂将二者混而为一。实际上“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族。“井”为姬姓,是周王室宗族支系,地处“东土”;“～”为姜姓,乃炎帝之后裔,地处“西土”。对此,我们曾在几篇文章之中已经提到,但因所谈侧重不同,     

疑尊、疑卣及“栗成左”戈铭文补释

疑尊、疑卣铭文开头人的名号应释为"中義子父",金文中偶尔有这种"伯"、"仲"、"叔"、"季"与"父"之间有二字的名号。疑尊器底铭文第一行"于"下的字应依李学勤先生释为"卜",其写法与甲骨文中部分"卜"字相同,这可能与器主是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卜鄂侯于盩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让鄂侯到盩城建都。铭文第二行的■字,释读尚需进一步探讨。《记一件新见铭文铜戈》公布的齐国铜戈,铭文第一字当释为"栗"。"栗成"即"栗城",盖即秦汉时之栗;后世之"栗城",在今河南夏邑县。此地在前286年后数年间曾短暂属齐,此戈可能即此时齐国铸造。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     

“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

浙南地区收养异姓子,并以异姓子主祭的现象,被南宋理学家关注。随着明清宗族组织的发展和族产的扩大,乡间抱养异姓、异姓为嗣,从放任不受管制的状态,变成宗族管理、限制的重点事项,并在族谱编纂中发展出一套针对立嗣异姓的规则和安排异姓子孙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民不祀非族"的理念和"异姓不得乱宗"的律条,被各方所引用和诠释;诉讼成为人们修改规则的手段。礼、法关系的历史,赋役制度变革带来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改变,宗族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及每个宗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斗争,都给"异姓为嗣"习俗的产生、确认和改变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