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裙带

<正>海门地处长江的入海口,由长江上游的泥沙冲击而成的一方绿洲,历史上曾经历过无数次涨了又塌,塌了又涨的现象。现在的海门县域(包括启东,1928年后启东单独设县)是在1701年长江主泓回向崇明南侧后逐渐涨积起来的,开始仅为一个个小沙洲,清代末期才联成一片平原。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政府下令设立海门厅,时海门厅下辖40个沙洲,裙带沙是其中之一,是个较小的沙洲,但设厅时"奉旨"厅治设于裙带沙(起初厅治设于裙带沙的通源镇,1774年迁治于裙带沙的茅家镇,即现在的海门镇)。当时裙带沙虽小,但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现在虽已看不到带状的裙带沙,但当年的裙带沙还值得我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

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

官批民调是清代调处的重要方式,官批民调制度是清代调处制度的主要内容,具有半官方性质和"官民合作"特色,与明清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从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内涵、基本特征出发,分析了这一制度建构、运作的环境和产生的原因。作为清代基层治理体系重要内容的官批民调制度,其实施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对清代基层治理有积极作用,并对当时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有一定影响。     

广西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历史与经验探究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之末端,是连接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其成效关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领导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带领苏区群众克服旧社会种种治理难题,发布利民文件,联系广大群众,努力探索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基层治理道路。左右江苏区的基层治理工作有力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援了革命运动,其治理工作中所体现的革命性、融洽性等特点与得失教训为我国当前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经验与借鉴。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浅谈清代巴蜀城市消防管理的变迁

清代巴蜀地区城市消防管理经历了从零星、自发的管理到官府倡导、民间兴办的民间水会管理再到成立消防队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在消防等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城市转型过程中走向更密切的合作。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

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冯季昌,姜杰科尔沁是清代东蒙古部落的名称,其分布地域大致在今内蒙古东部、东北西部的沙丘地带,为此地貌学上称这一沙丘地带为科尔沁沙地。该沙地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及其干支流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上,地表形态以固定沙丘为主,间有一些半固定或流...     

我国历史上的经纪人及行业组织考略

经纪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我国古代称专司中介人职能的经纪人为驵侩、牙人等。唐宋时期经纪人开始介入官府事务，至清代，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了官设行商，近代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经纪人──买办。经纪人的行业组织萌芽于唐代的邸店，宋代发展为塌房，明代演化为牙行，清康熙年间形成公行，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商获得各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特权，洋行产生，行商制度因而消亡。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

近代以来,杭州湾南岸盐场地区产生一种名为“子母传沙”的土地占有惯例。世代居住于此的灶户们相信,他们的祖先早在明代就被官府“勒派为丁”而从事煎盐生产;清代摊丁入地改革后,他们的丁名又被官府登记在册,从而获得了当地盐场沙地的所有权;自此以后,从这些沙地由南向北淤涨成陆的土地,一律归灶户及其后裔所有,由他们围垦、出租或者转卖,子母相生,永永相续。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渐产生出形态各异的“一田两主”格局。     

晚清至民国浙江曹娥江河口泥沙坍涨与水环境

清乾隆年间,钱塘江主泓北移北大门,山会平原北部三江闸外曹娥江河口处的泥沙逐渐淤涨,同治年间,闸外泥沙已严重影响内河泄水。同治五年,地方官员为泄水开掘宣港以分流曹娥江,却导致三江闸外泥沙再次淤涨,闸港阻塞更趋严重。河口泥沙治理,受曹娥江出水河道摆动影响,河道走向变化又影响两岸沙地坍涨与江塘安危。当地一直在寻求河口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长时段上的治水措施与水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此过程中形成的泄水与治沙、保塘与护沙等多方矛盾关系。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这些论争及其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代表“堪准洛松”

"堪准洛松"驻京制度始于清代,但民国时期其主要职能已由清代的文化、宗教性转变为政治性。作者充分发掘相关档案材料,在讨论"堪准洛松"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堪准洛松"的任职及政治活动,其在当时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职能转变的原因。     

由一个别字演绎而来的“沙地文化”

<正>一、几个文人掀起的沙地文化20世纪90年代,在启东、海门官办或个人网站上突然冒出一个新群体,名曰"沙地人",他们创造的文化叫"沙地文化","百度一下",竟能找到相关网页约六十多万篇。简单梳理一下,有个海门籍的文学翻译家卞之琳先生不知在什么地方使用过沙地人一词,方言中"沙里"和"沙地"的发音很近似,老先生可能离开本地有些年头了,误将沙里人写成"沙地人",本来无关紧要,哪里知道一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