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与宋夏战争

宋夏之间战事颇多,战争的胜负对双方的经济、政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众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夏之间几次大的战争的叙述、战争脉络的梳理和熙宁变法军事成效的分析,来说明北宋熙宁变法对宋夏战争轨迹产生的重要影响。     

天变灾异与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期间,当天变灾异发生时,宋神宗不敢放弃对天的信仰,不敢放弃天人感应说;王安石徘徊于天道自然观与天人感应说之间,也没有能力说服宋神宗接受他的天道自然观;反变法派则借机大肆攻击,恰中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弱点。天变灾异使安石变法陷入困境,是熙宁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是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学说已退出历史评价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宋熙宁四年高丽入贡考

熙宁四年,高丽中断与宋的朝贡关系41年后重新遣使入贡,在宋丽关系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本次朝贡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官职、过程,中韩电籍的记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本文通过对两国史籍的考证,力图纠正讹误之处,全面还原本次朝贡的史实。     

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考察

北宋熙宁年间,为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王安石提出古之圣王"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他认为,大凡利民的政治作为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都会存在小的危害,而百姓目光短浅、士大夫多为奸愚之人,往往以小害为由质疑、阻碍合乎道的举措;故神宗不可受制于标榜"公议"的反对言论,应当坚定地推行新法并严惩反对之人。王安石通过多次援引、阐释《尚书》,完成上述思想和话语体系的论证,反映出《尚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与此同时,反新法士大夫则采用不同的阐释路径表达、论证异见,双方在《尚书》阐释上形成诸多冲突与"对话"。     

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發生在北宋中期,这是一个由中小地主阶层代表人物所进行的一次政治革新运动的重要尝試。“庆历新政”在北宋“变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巨大意义,它是“熙丰变法”的序幕和准备。“庆历新政”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絕不仅像旧史家所謂的“党爭”之类事件,而是由于北宋社会史發展的必然产物。     

熙宁七年的雨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

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赵涤贤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变法的最终目标“远未达到”,因为它没有改变“以社稷为忧”和“惧于夷狄”的局面,所以“失败”了①;或者认为：将兵法“未见实效”,保甲训练“实效甚微”,“宋朝在对付‘外患’威胁方面,...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邓小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宋廷订立铨试之制。铨试法的施行，是宋代官僚管理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对于铨试法中所规定的具体内容，记载宋代史事的几部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     

剖析吕惠卿与王安石“凶终隙末”——寻绎熙宁变法演化的内在脉络

几百年来探索熙宁变法的评论,意见纷歧,大抵自南宋以后基本否定,直到清乾嘉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替变法翻案,近人梁启超《王荆公评传》进一步对变法详为分析,评论乃渐深化。纵观多数论以为熙宁变法失败,固有历史条件不成熟等因素,而人为之不臧,王安石重用吕惠卿、章悖、曾布等     

新见北宋熙宁五年《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考释

北宋熙宁五年（1072）《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为新近发现的吴越国俞氏家族成员墓志。志主俞氏为吴越国忠懿王钱俶继室秦国夫人俞氏侄女、越州观察使钱仪外孙女。志文记录了俞氏一族的籍贯、世系、所任官职、姻亲关系等内容,弥补了文献中吴越国王室重要成员俞氏家世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选举年的民圭危机

尽管2012年是政治变化之年,但没能成为变局之年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最让人关注的是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选举。据CNN统计,今年有59个国家,也就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近1／3,要变更国家领导人;尤为重要的是,这59个国家包括安理会五常中的4个,以及日本、韩国、朝鲜、埃及等对所在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的其他国家。普京胜选后百感交集的泪水,罗姆尼败选后的失落,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与李善长的君臣关系

李善长,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后以"胡党"之名被处死。在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主义强调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皇帝主宰一切,任何威胁统治的因素都会遭到打压。王朝初建之时,君臣尚可同心同德,待统治趋于稳定,君臣的共同利益逐渐转化为利益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双方的信任关系逆转为君对臣的猜忌和打压。太祖朱元璋与功臣李善长的君臣关系的演变也无外乎于此。对两者君臣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对洪武时期太祖滥杀功臣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     

友与两周君臣关系的演变

两周朋友①与君臣关系经历了三变。西周友指称族人,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其时友是兄弟规范,所谓“善兄弟为友”②。而兄弟规范亦是西周社会的根本大则,友由之而成为国之大法,君臣、父子之规范。因此,西周友与君臣是一种以兄弟之道为纽带与主轴的血缘关系。孔子之世...     

《强权与民声一民初十年社会透视》序言

民初十年是亟需研究而又研究不足的十年。已有的研究的成果,多半是侧重于一人、一事或某个集团、某次运动,而很少能把十年作为一个时段,从社会变迁的总体上来观照与阐析。本书作者力图改变既往的研究格局,从“传统到变革(现代)”切入主题,从发展学的审视角度阐明民初十年——中国现代化发端时     

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

一战后,国际法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北京政府敏锐注意到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尝试运用国际法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诸学说,探索废除《民四条约》的可行性。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外交官首次利用情势变迁原则,以中国被迫缔约、该约不利于世界和平等理由,主张《民四条约》应该失效。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国际法的意识更加明显,如王正廷利用霍尔的学说,主张《民四条约》无效。和约研究会主张《民四条约》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强调取消《民四条约》是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的义务。华盛顿会议后,外交部根据法籍法律顾问宝道阐述的国际法主流观点,未直接以国会决议宣告《民四条约》无效,而是从国际法情势变迁原则与条约目的须合法两点立论,宣告废约,以谋求与日本进行废约交涉。这是北京政府在和平状态下,利用国际法宣布废约的第一例,为后续中国向列强提出修约、废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废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唐玄宗与姚崇:一对君臣的相互成就

正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已经即位将近一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发动政变,消灭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逃往终南山的寺庙。七月四日,已经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徙居百福殿,彻底放弃了权力。七月六日,太平公主从山寺回来,赐死于家。这是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以来八年半时间里发生的第七次宫廷政变。一、唐玄宗为什么要重用姚崇协助唐玄宗密谋发动政变的一班功臣们如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占铜官山矿民地处置问题的研究

日人侵占时期,为了开采铜官山矿,在安徽铜陵大规模强征土地,以解决生产、运输及生活之需。抗战胜利后,征收日占民地,开发铜官山矿是华中矿务局和铜陵县地方当局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地方政府、矿方各司其责,保障了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但政府、矿方以及业主利益诉求不尽一致,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分歧。在处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矿方表面上看是对相关制度的严格执行,实际上却都是不担当不作为。从抗战胜利之初,政府、矿方尚能积极进取、各司其责,到国民政府统治后期推诿扯皮、各行其是,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出现了系统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