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大学院改制失败原因又解

<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但     

丁文江“新式的独裁”探析

<正>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和丁文江政治思想的研究,此前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关注(如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第三章"民主的价值争议"部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1~165页;黄道炫:《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154~168页;沈庆林:《丁文江的政治思想》(《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76~188页;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谷小水:     

辽朝文教政策之影响

辽朝文教政策是辽朝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参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述、黄凤岐《辽朝的教育》,《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范寿琨(《辽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北方民族》1991年第1期)、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     

从《牡丹亭》看女性教育

《牡丹亭》是汤显祖"至情论"在"临川四梦"中最集中的体现,其中女主角杜丽娘堪称"至情论"最佳诠释者。一部经典剧作的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作者在《牡丹亭》中除了建构"情教论",反科举外,还有对女性教育的思考。《闺塾》一出极为精彩,其中塾师陈最良、女学生杜丽娘及其伴读春香一同演绎了明末私塾教育的一个场景。通过《闺塾》以及相关剧情的解读,可以反观晚明社会女性教育的林林总总。如: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拟定,教育方法的采用,教育环节的把握等,这些均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女性教育的情状,对当下的女性教育亦不无启迪意义。     

《新中华》杂志的时政解读与社情传播

《新中华》是中华书局于1933年创办的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在1930年代,它"与《东方杂志》、《申报月刊》齐名",是当时"三大综合性杂志之一"[吴永贵主编:《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目前,学界对《新中华》的研究较为薄弱,陈江《从大中华到新中华——漫谈中华书局的两本杂志》(《编辑学刊》1994年第2期)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新中华》的     

柏文蔚年谱简编

1876年6月8日出生在安徽省寿县南乡柏家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1885—1890年在乡间读完《山海经》、《尔雅》及《四子书》等,并能背诵七经(《五十年经历》) 1892年十六岁起,在父亲开设的私塾里“常代父授课,同学亦皆守秩序”,达三年之久。(《五十年经历》) 1897年二十一岁,参加科举应试,“至州城府试,五场皆中。”九月院试,考取秀才。(《五十年经历》)     

以“学术组织型”管理促进人文社科研究

叶青在《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京),2007年第4期撰文指出:应以"学术组织型"管理促进人文社科研究,并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行政型"科研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29日,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在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等诸多科举学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日本明治大学学者主讲 第四期“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

<正>2015年3月18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大众考古》杂志社协办的第四期"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邀请到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的三位教授进行日本历史三个重要时段的学术演讲,分别为明治大学文学部部长石川日出志教授主讲的《汉魏晋代驼钮印研究——"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再探讨》;吉村武彦教授主讲的《大和政权与飞鸟时代》;加藤友康特任教授主讲的《日本古代国家的转型——论日本平安时代》。     

“淄州交会”考

正《中国钱币》2014年第六期刊出陈旭先生《"淄州交会"铜钞版的发现与研究》一文,该文公布了2005年山东淄博市发现的淄州交会铜钞版的详细情况,并对铜钞版的时代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淄州交会"钞版2005年7月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中街出土,共三块,其中两块可拼合为一较完整的钞版。此钞版为竖长方形,表面呈红绿锈,中间断裂,高220、宽97、厚13mm,重2111.6g。上部从上到下依次为四行横书阳文:"大王便民局,淄州交会,料     

明义士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北大核心CSSCI

明义士(James MellonMenzies,1855—1957),加拿大人,从1910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至1936年回国(间有去法国及回美休假),20多年中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在甲骨收藏、研究及商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促进了中国甲骨文化的海外传播。学界对于明义士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甲骨收藏和研究方面(如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魏敬群:《明义士甲骨收藏始末》,《史海钩沉》2010年第2期,第52~55页;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89~192页)。     

陕北公学的“游击战”课与抗日战场

<正>考虑到"由于抗战的需要,由于持久抗战的需要"(《陕北公学分校的成就》,《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明确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确定为办学宗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陕公开设的"游击战"课,培养了学员的游击战理论和战术,为敌后战场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游击战人才。一作为战略战术教育的陕北公学"游击战"课     

出版家陆尔奎其人其事

正《辞源》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被誉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2015年年末,即《辞源》问世的一百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第三版。此后不久,一个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的大出版家、《辞源》编纂的首倡者和第一版主编——陆尔奎,又重新被一些媒体提及。2016年1月3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文章《搭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记〈辞源〉第三版修订》,201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文章《百年辞源:几辈人的接力》,两篇文章在谈及陆尔奎编纂《辞源》时,都写     

《四民月令》之“四民”新解

<正>对于《四民月令》,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东汉豪族兴起背景下,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以及它所呈现的是否属于豪族庄园经济,其结论虽各异,但就"四民"的理解而言,多笼而统之地认为指的是传统的士、农、工、商(如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页;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柳春藩:《东汉地主制经济发展的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58~66页)。但是,按照名实     

20世纪以来辽朝教育研究的进展与学术反思

正自陈东原于1932年在《学风》上刊载"教育史话之五"阐述辽朝科举与教育算起,学界对辽朝教育史研究几近90年,但真正将辽朝教育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则是近30年来的事情,以陈述于1987年发表《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为标志。尔后,国内外学界陆续发表多篇辽朝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私塾的改造(1949-195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塾在中国城乡依然大量存在.新政权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积极实施改造私塾的政策,到1952年底农村私塾基本绝迹,私塾改造取得了很大成效.建国初期的私塾改造与清末以来的私塾改良一脉相承,符合小学教育现代化的趋势.新政权在改造私塾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私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普及文化知识、不利于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等问题.     

“重精神轻形式”:清末四川私塾改良

为使"新旧"教育递嬗于无形,并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清末四川本着"因陋就简""重精神轻形式"的理念对私塾进行改良。受清末时局、社会风气、塾师守旧、地方办学员绅办学不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清末四川私塾改良成效不大。     

宋至民国初平潭“行政区划”的辨析

2000年版《平潭县志》中从宋至民国初年"行政区划"直接引用了民国11年(1922年)出版的《平潭县志》(民国版)内容。但由于平潭在历史上同福清、长乐、福州都有过隶属关系,其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较为复杂,所以,厘清平潭在上述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对于匡正有关历史记述以及第三轮修志颇有意义。本文就宋至民国平潭"行政区划"辨析以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刘元的画笔生涯

正刘元,祖籍南京,1914年1月26日生,我国老一辈著名漫画家。父刘封瑞,江宁府上元县人,居秦淮大夫第(今长乐路)。清宣统己酉科举"拔贡"名列江苏第一,金陵名儒,曾任私塾和省立师范国文教育员,为人正直,凡事以理法,被朋辈尊称为"刘圣人"。晚年任佛教幼院院长,养育孤儿。刘元1929年入上海美专学习西洋画,学生时代就对当年上海报刊中针砭时弊和关心百姓生活的漫画尤为喜爱,并与同学组织"黑猫漫画社",以反映社会现象的漫画作品,每周定期在校门展出,还选送报刊发表,以画笔伸张正义,就此与漫画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