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文化转向”与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兴起和嬗变

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沿着文化分析、国内因素考量和帝国视角三个方向行进的。学者们采用文化视角把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心理战解读为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用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概念探讨宣传制度机构分合演变背后的根源,把冷战宣传解读为美国政治文化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产物;借鉴后殖民视角,把冷战宣传解读为一种追求无形控制的"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推动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在于,学界并未仅仅把对外宣传视为对外部因素回应的产物,而是积极探寻其在美国国内和美国文化层面的历史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在大力提倡冷战"国际史"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冷战"国家史"的方面,注意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因素和动力。     

美国华人认同的历史演变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认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早期美国华侨受到美国政府的排斥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其认同主要指向侨乡;20世纪前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积极侨务政策的实施,美国华侨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并不断高涨;"二战"期间美国废除排华法并在此后颁布宽松的移民政策,50年代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并鼓励华侨效忠当地,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对抗,使这一时期美国华侨的认同多指向美国当地。1965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关关系的缓和、两国积极移民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美国华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美国华人的跨国认同得到不断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将香港打造成为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橱窗",美国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美国通过向香港输出文化产品,援助部分知识分子,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和平演变"的目标。美国的上述活动影响深远,对当代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当今香港青年人价值观呈现的西化趋势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不无关系。     

“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

冷战初期美国浩大的反中共意识形态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香港在东亚传媒中的中心地位和大陆赴港"流亡者"这个超大规模移民群体达成的,其中典型的代表即中文反共小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下属新闻处动员和策划大陆赴港流亡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反共文学作品,主题主要是华人青年丧失革命信仰、"流亡者"逃离大陆投奔"自由世界"两类。美方策划的反共文学不仅有反共的宣传作用,还反映了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投射了其自身基于历史与宗教的身份意识。由于相关小说具有"反共意识形态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     

20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以菲律宾华文文学为视角

论文从"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族文学"三个阶段,梳理了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文化认同进行分析,并从中透视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菲律宾华人的称谓经历了从"华侨"、"华人"到"华族"的历史演变,这是菲律宾华人从移民群体向定居群体转化的结果,也是其客观社会身份和主观认同变化的结果。20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由"地域乡愁"转到"文化中国",直至"文化融合"。时至今日,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仍然处于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中,其文化认同的后续嬗变有待进一步观察。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自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将欧洲视为美国的对立面和文化"他者",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在思考美国的地缘政治特性时,把欧洲视为威胁,奉行的是远离欧洲纷争和排斥欧洲影响的大陆主义。一战后,美国精英逐渐用突出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论,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瓦解大陆主义,从而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二战后,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国家身份观念,把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约解释为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从而维护美国自身文化存续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西方"。     

“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战后中国 ,冷战、内战与边疆民族的自治倾向相交织 ,内蒙民族自治一时也成为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的焦点之一。美国对华政策以抗衡苏联为主导 ,以国民党政权为前驱 ,对内蒙古民族自治先是敌视 ,在国民党颓势已成之后又转而寻求同内蒙反共派别的隐秘合作。然而和苏联在“道义”上的竞争以及对中国民族统一意向的顾虑使美国始终对内蒙自治抱消极态度。因此 ,在冷战初期美国没有成为支持中国边疆民族分离的国际势力。     

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7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迁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

论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阶段的中美关系,论述了中美关系从冷战到缓和,从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到战略性竞争的阶段性变动过程,以及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维度对美国华侨华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掀起红色恐慌,"黄祸论"、"红色第五纵队"等排华舆论盛行,许多华人遭受无妄之灾。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建交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社会对华舆论逐渐缓和,华侨华人群体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在美"落地生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不断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名号,对华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影响着华侨华人在美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但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中美关系的变动一直是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变量。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     

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受到由下列三套相互联系的观念构成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和输出民主的理想;从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国家伟大、全球责任和(自由)世界领袖信念;源自种族主义的东方主义偏见和文化等级观念。正是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把美苏冲突建构成自由与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使冷战超越单纯的地缘政治争夺变成争夺人心的较量,冷战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工程。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海外华裔文化认同变化的影响因素初探

新世纪以来,随着世情、国情、侨情的深刻巨变,华侨华人的认同越来越多元化。中国的发展激发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祖籍国的认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华裔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论文认为,除了中国的发展这一宏观背景外,全球"汉语热"及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发展、侨务部门开展的中华文化教育活动以及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居住国对华人贡献的肯定等因素,都推动了海外华裔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论文提出,海外华裔的文化认同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如何增强海外华裔对祖籍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49年前后各方对蒋介石出处的设计与蒋的应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近年来国内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研究述评

美国对华经济遏制史是亚洲冷战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经济角度解读冷战时期美国如何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遏制以配合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从而服务于其全球冷战战略。相对于亚洲冷战史中的政治对抗、军事对峙、意识形态对立等问题的研究而言,我国国内对冷战史中关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制定及实施的研究则起步较晚。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学逐渐走出国门,我国学在利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新解密的件和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最近10年内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     

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

1950年6月8日中缅建交,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新领导人之间比较陌生以及华侨问题、中缅未定边界问题、缅甸北部"金三角"国民党军问题和冷战等。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美国史学界对“南京时期”国民党政权性质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所称的1927至1937年的“南京时期”,是国民党政权的形成时期。其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体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格局,都是在这十年中逐步形成的,此一基本格局对以后的国民党政权有着直接影响。这一时期被国民党称作“艰苦建国的光辉十年”。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对国民党史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