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黄宛峰汉代儒学的兴盛是在汉武帝以后。儒学被奉为独尊,是因为它逐步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过去史学界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两位著名儒生──叔孙通、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     

秦史误读与汉初礼乐文化的重塑

秦朝灭亡后,儒家摆脱了长期受法家压制的处境,迅速振兴。汉初儒生主观上对秦史作了误读,片面地将秦亡的责任归咎于纯任法制。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辕固生等儒生或受到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在汉朝基业草创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几代帝王产生了较大影响,逐步扶正了儒学在当世学术中的主流地位,确保了儒学取代法学成为当政者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为礼乐文化在汉代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逢时不祥，惟有权变--论汉代儒生的压抑与嬗变

汉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日益强化，儒生群体的生存空间日趋萎缩、入仕时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同时，儒生以古非今、从道不从君的传统使得他们在汉初很少被重用，并不时遭受来自统治阶层的打压。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生存状况让汉代儒生倍感压抑，致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身，或屈身从人、或曲学阿世，甚至伪修身以求功名利禄，儒生群体由此嬗变。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祟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张燕欣中国古代称学者为儒，有＂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之谓。因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儒学，故对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儒生或儒士。儒生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论衡·起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人们称赞学问精粹的儒生为醇儒；称赞学识...     

两汉儒生关于“陈涉”符号意指分歧析论

秦末陈涉的传记,在《史记》中列为"世家类",在《汉书》中归为"列传类"。两部史书归类的不同,不仅是写作体例的不同,更是因于时代思潮的影响。陈涉起义是西汉士人阐发儒家理论的现实标本,体现了他们积极干政的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西汉子书中,"陈涉"成为西汉儒生反暴政、倡王道的符号,彰显了他们兴儒学、求仕进的愿望。西汉儒生群体对"陈涉"符号的积极诠释,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两汉之际以后,随着皇权的巩固和儒学的独尊,且伴随着谶纬思潮的泛滥,儒生对"陈涉"的认知趋向淡化,直至走向贬抑。     

坚持与妥协——西汉儒生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及影响

大一统政府——西汉王朝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们提供了参政平台,身处太平盛世的儒生们在对儒学的实践中纷纷偏离了传统圣人理想,更多地向中央政府妥协,丧失了独立人格,甚至成为权世阿谀之徒．但儒生们多自幼深受圣人教诲,仍怀有正直忠君本性,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汉代楚文学新变

鉴于秦“严而少恩”,致使国祚短薄,故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韬略。以至于儒学式微。儒学虽在民间以私学形式仍有流传,却一直未被纳入官方正统思想系统。此状态至武帝时期才有所改观,官方思想从黄老之学向儒学转变,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必然对风靡汉初文坛的楚文学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主题上,是反映儒学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逐渐占据上风;反映在文学形式上,是反映散体赋巨丽之美的审美追求渐渐成为文人的共识;同时,儒道互补局面渐成,从而推动了汉代南北文风交融的进程。     

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自先秦初创到汉武帝时期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汉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和对儒学的改造融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

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体现了不同于汉代经师儒生的一些新特点、一些新变化,表现出消解儒学束缚的新思想,以及重自然、轻名教的倾向.表明蔡邕是汉末涌动的新思潮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声.     

《诗经》之《鲁诗》传授考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其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广开献书之路,准许私人传授先秦儒学典籍.这些典籍后来被立于官学传授并被整理出写本,《诗经》是最早立于官学的.为了讲述的方便,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故称为今文经.     

论黄老统治之术对汉初社会的影响

西汉建国之初,统治者以黄老之术治国。黄老统治之术对汉初社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也造成了很多消极的影响。最终黄老统治之术因不再合统治者的心意而被复兴的儒学所取代。     

论黄老统治之术对汉初社会的影响

西汉建国之初,统治者以黄老之术治国。黄老统治之术对汉初社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也造成了很多消极的影响。最终黄老统治之术因不再合统治。者的心意而被复兴的儒学所取代。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陈胜与孔甲联手的历史创新

孔甲是历史大英雄,从他开始,儒学运动从理论发展到实践.后来的改朝换代,基本都是这一儒者革命的形式.儒生与农民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支革命队伍.这是儒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真刀真枪印证了他们替天行道的革命理论. 孔甲是谁?是孔子的八世孙.秦末群雄并起之际,他没有去投奔六国贵族的复辟革命,而是投奔了揭竿而起的农民起...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汉初黄老政治何以成为可能

黄老思想对于汉初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汉初曾确实存在过黄老政治,这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学界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成因却始终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诸多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简单化、理想化的问题。实际上,黄老政治与汉初的普遍民意、社会制度和权势阶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在系统把握黄老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这一学说与彼时的社会现状、权力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和意义。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