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明代医疗器械的初步考察

1974年江苏江阴县的一座明墓中出土了一批医疗器械。墓主人夏颧生前从事过医疗活动,说明这些器物都是曾经使用过的。器械的种类和数量不很多,却比较完整,特别是一些中医外科手术工具,过去很少发现,值得我们重视。这些医疗器械的发现,不仅可以补充我国古代医学文献记录的不足,而且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元、明之际外科手术和外治法的历史。下面,就出土的明代医疗器械作一初步探讨。     

论明代会试简况及特点——“三色卷”取士

唐代省试特点是试人中举后须经过吏部复试方才授官。宋代会试改为录取后立即给予考中的进士授官与是授官的低下性。元代会试的特点为依据不同人种录取名额的定额性和民族歧视性。与前后代相比,明代会试的最大特点是会试中分南北中三色试卷取士。     

当涂县明代琉璃窑考察记

当涂县明代琉璃窑考察记卢茂村１９８３年５月份,安徽省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对当涂县青山公社龙踞大队窑头生产队琉璃窑址进行了考察,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窑址是座落在一个丘陵地的小山坡上,其上现为青山河经窑址旁缓缓流过,由当涂城经马鞍山注入大江。古代交通便利。...     

明代徽州佃仆制考察

佃仆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某些地区流行的一种租佃形式。徽州曾是这个制度盛行的地区之一。由于不断发现有关的历史资料,已经引起国内外研究明清农村社会学人们的重视和兴趣。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洪氏誊契簿》,保存了有关明代佃仆文约数十件。本文拟就这批佃仆文约,以及我所涉猎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     

明代贺兰山森林采伐的历史考察

贺兰山作为西北内陆为数不多的森林分布区之一,是明代宁夏军民采用林木的主要区域。通过对明代贺兰山森林采伐情况的详细考察,判断明代贺兰山森林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受军事、政策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明代对贺兰山森林的采伐范围仅限于东坡低山地区。受"禁山"措施影响,官兵"私伐"行为成为贺兰山森林采伐的主要方式。贺兰山东坡地区作为主要采伐区域,其森林主体因分布海拔较高,采伐活动仅限于边缘地带,故而仍能保持一定的森林风貌。     

明代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考察

洪武时期,明代国家对地方官朝觐路费明确做出制度规定,但并未对朝觐其他费用做出安排。随着大明宝钞贬值,国家规定给予的朝觐路费津贴变得微不足道,地方官只得另觅途径筹措朝觐费用。明中期以来,朝觐经费被纳入地方财政领域加以解决。朝觐造册等费用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费纳入徭役领域,由徭役里甲供办,征收银两;朝觐路费进入地方财政领域以后呈现多途化筹措方式特征,隆庆定例颁定后,朝觐路费也被大规模编征均徭里甲银,与朝觐造册、工食等经费合流,成为地方财政收支固定项目。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演变过程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进程大体一致。在继续深化赋役改革的趋势下,朝觐经费转至地方官库支取赃罚银成为改革趋势。明季国家为筹军饷,一再裁扣地方财政经费,朝觐经费被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饷银。     

齐国及明代钱币的金相学考察

选择钱币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阶段的钱币样品,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及x射线能谱仪检测分析钱币的金相结构及合金成分。检测数据揭示,各历史时期钱币合金的性质与化学方法检测的同一样品的合金成分比较吻合。齐刀币早期阶段含锡量较高,晚期阶段含铅量远高于含锡量,并且成分比较稳定,表明当时已有统一的规范。黄铜合金货币的合金成分随着时代的递增发生明显的变化,由锡黄铜向无锡黄铜转化,含铅量呈下降趋势,含锌量呈增加趋势,组织形态由a相黄铜转化为a B两相黄铜,由此完成了由铜-铅-锡青铜向黄铜乃至成熟黄铜的转变过程。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

在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的研究中,一般关注于古代地图的科学技术价值,而较少讨论其思想史意义,尤其较少讨论方志地图的思想史意义。因此,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做了初步的考察。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中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但是对舆图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外对区域地理景观自身的关注,反映了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萌芽的知识兴趣。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地理学观念与知识系统,同时表现出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     

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的分区及特点

本文尝试对全国已发掘的明代品官墓与平民纪年墓的分区和特点进行研究。初步将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分为南京、东北及中原、西北、湖广、西南、东南六个大区域,并认为其有着地域、时间、家族和对前朝墓式的继承与变革等方面的特点。     

论明代朝觐考察的作用与影响

明代朝觐考察制度是明代统治者针对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明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建制完备,贯穿了明代的整个历史进程,其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直接关系到各级地方官吏的切身利益和各项政令的下达实施,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当时吏治的整饬和官员队伍体系的更新换代,并为其后的清代所效法。但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日趋腐败和制度的逐步僵化,使得朝觐考察过程中考察不公、处罚不严等诸多弊端逐渐显现,直至明亡。     

明代绘画中“玉兔”形象考察

现存明代画兔之作,至少有15件。从绘画题材及造型、兔的数量、绘画意境、绘画技法、作者身份、画的形制、创作时间和画家的郡望等多方面可看出,这些画大多为职业画家创作,且多有应节、应景之需。明代画兔的作者,大多集中在商业经济极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天时地利的语境下,以“玉兔”为主题的、雅俗共赏的绘画自然也就受到追捧对于明代“玉兔”画作的考察,不仅是对花鸟画分支的微观探究,更是对其时审美时尚与文化背景的认知。     

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寺院农业是明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明代佛教方志对寺院田产的来源、耕作模式以及农作物等作了介绍,并讲述了明代寺院田产与民间田产的纠纷。     

关于陈三立赴京会试的重要文献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他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19岁中秀才后,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光绪元年乙亥(1875)、光绪五年己卯、光绪八年壬午参加过四次乡试,光绪八年中式21名举人.     

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

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留存下来的《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韦占四年登科录》和《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而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且迄今为止,未发现唐、宋科举时代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而天一阁庋藏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让天一阁珍藏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出版,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太原永宁寺明代壁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图像考察

太原永宁寺明代壁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图像,为迄今所知唯一的此类壁画遗迹,充实了中国佛教美术史的内容。壁画由太原县和太谷县僧俗供养人出资绘制,是明代西方净土信仰流行和重视佛教修行实践背景的产物。图像基于南宋王日休校辑《佛说大阿弥陀经》卷上《四十八愿分第六》表现,将山水画与人物画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画面具体形象,工致精细,是不可多得的明代壁画精品。     

明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

弘治十二年(1499)春,唐寅以南京乡试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在京城举行的礼部会试。是次考试后来由于主考官程敏政和考生唐寅、徐经涉嫌鬻题舞弊而成为明代历史上一次受人关注的会试。唐寅也因为这场舞弊案而被废为吏,由此直接影响了唐寅后来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他的艺术创作。关于这场舞弊案,历来模糊难辨。本文试图从一些新的角度,如该试另一主考官李东阳与徐经家族的关系、《明孝宗实录》纂修以及关于此事的评价、对舞弊案所涉官员傅瀚、华昶以及唐寅友人都穆的考察等,来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这对研究中国绘画史上“明四家”之一的唐寅的个人思想无疑是个关键。     

高鹗会试履历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自《红楼梦》研究兴起以来,对高鹗的研究日益深入,但由于史料缺乏难寻,疑点问题多有存在。该文发表的资料由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长张杰先生首次发现公布,因取之于高鹗自己填写的科举会试朱卷履历,故很翔实。从而澄清了高鹗籍是沈阳而非铁岭;高鹗生年仅５７岁而非７７岁;高鹗是镶黄旗满洲包衣人而非汉军旗人;高鹗字"云士"而非"兰墅"等问题。解决了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纠正了《辞海·高鹗》条中的错误,对深入研究高鹗并对红学研究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