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来源考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之不见于司马迁《史记》者,论者谓其来源大抵有二:其一为《纪年》之误;其二谓"史记"自为一书。通过考察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可知《御览》所引的这些并非出自《太史公书》的"史记",可能来源于《洪范五行传论》,其本附着于《洪范五行传论》中五行、五事、皇极各条之下。故而,这些"史记"既非《太平御览》误引,亦非自为一书。而《咎徵部》之外所引的"史记",或与《洪范五行传论》有关,或为《史记》佚文,或为《史记》注文。     

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

"五行"与"四时"是《月令》类文献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命题,实际上,先秦的五行时令是一种不同于四时节令而独立运行的体系。《管子·五行》《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对五行时令的描述,由于杂糅四时令的相关内容,已非五行时令的本貌。剥离开四时化及数术层面的因素,五行时令的真实含义应当是:木行首日始于冬至日后36日的水行之终,亦即三十时的"作春"节;每行为五分之一年长,五时连续运行。与此同时,先秦五行时令具有观象授时的特点,其土行之日的排定与龙星天象密切相关。     

金木水火土五行顺位由来的考探

关于我们习惯上提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顺位由来的解释,清人俞樾提出了依附帝王学的"相生倒误说"。然而经过研究发现,这种顺位表述的产生与成型的阴阳五行理论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另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方面最早为五行定序,即"木-火-土-金-水"另一方面却同时提出"金—木—水—火—土"的顺位。这一矛盾或可佐证通行的五行顺位与以帝王学为首的五行理论的分离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五行元素脱离理论概念而从汉语成词规律出发。可被分为"水火""金木两个双音节词,及"土"这个单音节词。通过追溯原始五行思想的发源时期元素含义,或许可以给"金—木—水—火—土"这一顺位带来一个合理的解释。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月令》是《礼记》第六篇,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是一篇中国古代农业研究史上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从而影响了它的价值。通过考查,《月令》当成篇于战国末期。     

日傳本《五行大義》所見古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輯證

《五行大義》是中古五行學的集大成之作,對於中古知識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同時,由於其大量徵引早期文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輯佚學與校勘學價值,自回傳中國以來,向受學者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傳本《五行大義》並非一般轉寫本,而是一種正文與注文合寫的注釋本,由於中村璋八等早期整理者未能注意到這一問題,因此在其整理過程中出現不少點斷、讀破的現象。該文在釐清日傳本《五行大義》正文、注文合寫的文本結構後,對其所引隋人所見本《春秋繁露·治順五行篇》正文部分的文本形態及其輯佚學、校勘學價值進行了論述。     

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

《五行志》主要记录中国古代的灾害及怪异事物,是正史的重要志书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载体,《五行志》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是迷信之作。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王鸣盛《尚书》学思维之转变——以《西庄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尚书后案·洪范》为观察中心

《尚书后案》为王鸣盛《尚书》学最重要之作,成书时间是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历时三十五年。然而从王氏所存稿中可知,乾隆三十年(1765)初刻四十卷本《西庄始存稿》,卷十九、二十之《洪范后案》应为《尚书后案》中《洪范》一篇之初稿。二者对比之下,互有异同。本文即取《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后案·洪范》进行比对,最显著之差异,一者除了知王氏作《后案》时比早年更坚定了汉学之立场;其次知《后案·洪范》中之意见,有得之于宋明儒处,但却有意不言出处,可见王氏《尚书》学思维之转变。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考论

《淮南子》今存宋刊本,但惜其非善,高诱注更是脱讹满眼。《地形训》高诱注乃今存该篇唯一古注,明代学者刘绩依据《汉书·地理志》对该注多有补阙,清人庄逵吉、王念孙,今人刘文典、吴承仕、马宗霍、何宁、于大成、张双棣等学者勤力于此,多有创见,然仍有遗落之珠。《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是否有许慎注混淆和后人妄窜,自清代以来学界颇有争议。同出于高诱之手的《淮南子·地形训》注与《吕氏春秋·有始览》注存在诸多矛盾,注释重出于同卷、前后抵牾等低级错误表明,今本高诱注有后人妄窜的情况。作为汉代地理学成就的标志之一,高诱注存在明显的缺陷——因袭有余且考辨欠精,实地考察的缺失和经学思想的桎梏制约了他在地理学领域的造诣,远离文化中心和时局的混乱造成相关资料的匮乏,区划更新信息滞后等又为其增加了一点瑕疵。但作为《地形训》今存唯一古注,高诱注不仅有保存文献之功,更反映了汉代学者的地理认知,是研究汉代地理学的重要凭借。     

中国元典文化研究的新创获——《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评介

曾振宇、范学辉著《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是近年来董仲舒与《春秋繁露》研究中的一部较有特色的新作。该书共分10个专题,26万余言,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元典文化丛书的一种。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主要对象的董学研究,始终是儒学史、秦汉史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之一。这不仅因为《春秋繁露》在汉代子书中向来以内容驳杂和语言晦涩而难以解读,而且由于海内外学界业已陆续推出了相当数量和较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若要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曾振宇、范学辉两位青年学者正…     

先秦、秦汉月令研究综述

正月令作为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是一种以自然时间为依托、人为设计的时间规范。《续汉书·律历志》称:"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月令在汉晋史家眼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上古时期月令版本众多,主要有《夏小正》、《逸周书·时月解》、《吕氏春秋》"十二纪首"(下文简称《吕纪》)、《淮南子·时则》及《礼记·月令》等文献,其中后三篇内容大同小异。     

班固对先秦至西汉重农思想的总结

班固是《汉书》的主要撰著者.《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但又沿袭《史记》的影响,仍然保持着通史的某些特点,特别是它的十志,更具有通史的性质.正因为《汉书》体例上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对于先秦以至秦汉的制度、思想等作贯通的综述,包括对先秦农家的学说,对于先秦至西汉的重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该书的《食货志》中.《食货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谈"食",下篇主要谈"货",其思想基础则是《尚书·洪范》和《易·系辞》的记载.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清华简《命训》中的命论补正

正清华简《命训》篇是新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1中的重要一篇,该篇自公布以来,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批相关的研究论文业已发表,2关于该篇的讨论也在网上热烈进行。3笔者曾撰有《清华简〈命训〉初探》一文,对该篇简文的文本价值和写作时代做过一些基础性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前文及时贤讨论的基础上,再对本篇简文中的"命"论做一些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众所周知,《命训》篇见于《逸周书》中,与《度训》、《常训》一起,构成     

崇州出土金冠

<正>中国古人认为,首是人最重要、最醒目的部位,即"首对身,首为尊"(见陶谷:《清异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首服"指戴于人头部用以保暖、遮蔽、装饰之物的总称。清张英《渊鉴类函》卷三七○:"首饰,冠也。""冠"是古代头上装饰的总称,在《淮南子·修务训》、《荀子·非相》、《论衡·是应》、《墨子·明鬼》等书中均有记载。历代的礼仪制度也对首服作出了具体的规     

广信期——广府文化“汉化定型”的首要阶段

1.汉朝的鼎盛,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而激活出来的。《汉书&;#183;五行志》中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寥寥几行字,概括了“汉兴”的思想进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由是带来了几百年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