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义觉迷录》看清世宗之文化本位观--兼论有清一代之历史地位及士人之境遇

清世宗(即雍正帝)乃清代诸帝中颇有争议之人物,盖与其得国之昧、为政之猛有关。然综观其执政的十三年问,勤于政务,颇有作为。近日细读其所撰《大义觉迷录》,其中不乏新奇之见。本拟依托当时之时代背景,以动态之观点考察与评价雍正之言行与作为,并对有清一代之历史地位及当时士人之境遇做出客观之评述。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史通·古今正史》唐史笺证

《古今正史》,为《史通》讨论历代官修史之专章. 刘知几将史著类型分为两大类:一曰正史,一曰偏记小说.《杂述》篇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本篇通说历代正史,篇末则称:"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     

《云斋广录》作者李献民考略

近检宋人王庭珪<卢溪文集>,发现三首与李献民有关的诗篇,分别载于<卢溪文集>卷一二、卷一三、卷一五,诗题为<和李彦文>、<重阳日送李彦文之衡湘兼简向丰之>、<和李彦文春雪>.其中<和李彦文>诗题下小字注云:"名献民,尝撰<芸斋广录>行于世."把"云"误作"芸",大概是传抄或刻印之故.由小字注可以判断,与王庭珪交往的李献民就是撰写<云斋广录>的李彦文.兹此为线索,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对其生平事迹略作考述.     

东晋士人勤恪政风考论

正魏晋玄风盛行,士人受其沾染者甚众,表现在仕宦上即是流行一种居官而不任事的风气。望白署空,便推高致;勤政不怠,即黜下尘。这一般被认为是六朝士人的精神风尚。然而并非所有士人都为此种风气熏染,纵览东晋史事,除寒门庶族因任"浊官"而不得不为"案牍之劳形"外,部分世家大族子弟也不畏繁琐,勤勉为政。他们不苟合时好,甚至试图力矫时弊,最终形成一种与时风隐隐相抗的"新风尚"。究其原因,     

浮游羣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

本文以士人为主要对象,探讨他们如何在城市中层开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文化,以至另辟士人仕途之外的人生蹊径。明中期以后,繁荣的城市已成士人重要的社交场域。士人多有流入其中,展开交往活动。由此,个人不断地跨越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人际关系的经营,以至建构成跨越地域性的社交网络,甚而凝结出非血缘的社会团体——社盟。由此可见,城市的相关流动性已经刺激了社会关系的创造,也形成了新的文化表现方式。     

訇簋及弭叔簋小记

文物1960年第2期载有訇簋及弭叔簋铭文(器铭照片及两种释文),中之訇簋铭文更关系到西周社会性质.因将所见数事录出,以供同志们参考.訇簋铭文有云:"今余令汝啇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春夷、京夷、……"以全文证之,"先虎臣"是一种军旅,指作为先锋的虎臣.师?簋:"今余肇令汝率齐币、?、僰?、左右虎臣,征淮夷".虎臣既用来征伐,可见本是军旅之一种.以师?簋的左右虎臣和本铭的先虎臣相较,知左右是指左右两翼,先则无疑为先锋.又     

《皇明启运录》与明兴史事的书写

陈建《皇明启运录》是继吴朴《龙飞纪略》之后,第二部系统记载明太祖一朝史事的私修编年史,也是明代中期士人藉以了解明初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启运录》的编撰,并非如成说所谓以《龙飞纪略》为蓝本,而是基本上未参考吴著,独立撰成。它的成书,主要体现了明代史学不断积累与发展的内在脉络。《启运录》博采群籍,包括官修史乘、杂史、方志、文集乃至小说家言,但并未参考《明实录》。它对史事考辨不甚措意,其史料取舍主要围绕"开国"的主题和资治的宗旨,为了表彰人物和论说事理的需要,常常不严格遵守编年体的体例,有时甚至对历史进行有意无意的建构。《启运录》对明兴史事的书写,反映了明代中期政治与学术的某些面相。     

卫泾与宋代昆山的卫氏家族

士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士人所在家族组织的沉浮,普遍的出现在学者研究的视线之内,士人家族无疑为当时社会之重要组成体,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选择南宋文集《后乐集》作者卫泾及其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卫泾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其家族所在地有较强的实力和知名度,对其活动的记载也较多;上层党派政争对其家族沉浮影响不大,其家族发展较为成功;其数代家族成员的兴衰沉浮,使我们有可能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沉浮研究有所填补。     

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

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动了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

本文认为,"燕行录"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燕行录全集》或将来整理新编之本,皆当以"狭义"燕行录为定,即"燕行录"为朝鲜使臣与随员或负有秘密使命的官员"出使中国的使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纪行录"。一部书是否属"燕行录",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就作者而言,必须是国王派遣的使臣或使团中的某个成员,个别是负有国王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就其所到之地而言,必须是到过中国,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反过来说,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条件,都不能算做是"燕行录"。而《漂海录》、《皇华集》、《东槎录》、《傧接录》之类的诗文,以及其他与中国相关之著述,皆不当混入"燕行录"之中,至多也只能作为《燕行录》的《附录》,缀于卷末。     

《云谣集》概说

《云谣集》是龙沐勋据董康手录的伦敦本后十八首(刻于《疆村丛书》)和刘复手录的巴黎本前十四首(刻于《敦煌掇琐》),去除重复而成的。原标为三十首,龙氏正好恢复了三十首之数,刻入《疆村遗书》。书名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这是敦煌词诸选本中今存唯一的书题。任二北因疑“云谣集”为各种文体汇集的总名,“杂曲子”为诸文体的一种,为总集的子目,说也有理。但“云谣”为歌谣之名,歌谣为吟唱类的诗体,而词为曲调唱词,性质相同,则“云谣”一名,未必不是“杂曲子”之专名了。     

赵孟頫《饮马图》卷

《江邨消夏录》卷一著录此卷,云: 赵文敏公《饮马图》卷(图一)。纸本,高八寸,长二尺。白描,作奚官汲水,马作就饮状,神骏可观,起止无迹,即伯时当为之俯首也。引首止庵篆书《饮马图》三字,隶书款。下录款“子昂”,钤“赵子昂氏”、“松雪斋”二印。 又录宋濂小楷书题,在画之左方,云:     

安庆市云旅游发展探究

安徽省安庆市地处浩浩长江之畔,有形的长江航线在这里架起一座无形的文化长廊。这里旅游资源尤其丰富,但由于知名度较小、媒体宣传力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当地旅游业发展较为缓慢。云旅游作为新型旅游模式,可以刺激当地旅游业拓展消费市场,促使其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将首先介绍云旅游的概念和发展现状,之后总结安庆特色旅游资源概况,针对安庆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云旅游助力安庆旅游业发展的策略,旨在借助云旅游助力安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从"文质"之辩看清初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

本文是想通过展示清初士人和帝王对"文一质"关系的理解上由分歧走向趋同的过程,重新探讨知识阶层与帝王在鼎革之际如何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文质之辩"在中国文化史的脉络里有很长的诠释历史,在明末清初的鼎革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首先,清初满人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承继大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进而在思想与社会层面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清初士人对"文一质"关系的传统理解.其次,汉人以南北区域和族群来界分文明与野蛮的传统认知受到了满人"大一统"理念的挑战和修正.第三,清初帝王和士林对奢靡还是质朴生活的选择也是在"文质"关系的理解上加以展开的,对明季生活方式持有共同的批评态度导致士人与帝王均对质朴生活加以推重,但在方向上有所区别,士人企图在基层社会恢复礼治的秩序,帝王则把抑制奢靡、崇尚质朴看作是统治权谋的一种表达.     

《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战国士人参政风尚与《穆天子传》的创作性质解读——兼与史官作、巫觋作诸说商榷

《穆天子传》在历代学界争议中已经逐渐被揭露出它富于虚构性、创造性的文本特征。《穆传》书中存在脱离西周年代却切合战国史实的内容,不可能为西周史官实录;而战国理性精神的兴起以及《穆传》叙事仅以神话传说作为"神名"使用,可知其中虽有神灵信仰,却并非巫觋之作。结合战国时代背景审视,《穆传》应属于士人的托名附会之作,其作者很可能是魏国士人。此书的创作与战国士人参与政事的风尚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