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     

青海省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及其成效分析

以"宽进严管"为宗旨的商事制度改革,符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论断的要求。青海省的商事制度改革,在推进以"宽进"为目标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和以"严管"为目标的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等方面,不仅保证了国家改革部署的统一性,而且改革措施全面、系统,不少方面甚至走在了全面前列,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与改革相关的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部门间信息联动响应机制不健全以及省内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等问题,需要改进。     

援俗定例: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法律制度特点探究

满蒙两个民族交往历史由来已久,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思想,开创了自己的法律制度体系。至清朝建国,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控制蒙古地区以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清朝依据蒙古地区游牧经济和自然条件等特点,在蒙古自身的法律体制基础上加以继承和新创,最终形成其统治下的蒙古地区特有的法律规制,从而保障了大清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法律统治秩序。     

1965年中国设立的两个特区

<正>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进行的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特殊而有效的措施,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度过了困难时期。在调整后期,中国试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找出一条新路,改变统得过多过死的局面。为了照顾特殊地区的发展,1965年先后设置了安达特区和攀枝花特区,成为这个时期计划工作中的亮点。一、开发大庆油田与设立安达特区     

边疆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制——以普洱市为例

生态旅游的兴起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普洱市作为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人文生态资源丰富、普洱茶文化源远流长,发展生态旅游极具潜力。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面临着法律机制欠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凸显等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加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立法,研究完善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制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论民间金融的比较优势与健康发展法律对策

民间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在交易成本、信用保障和还贷激励等方面具有优势。基于这些优势,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但基于其运行机理和运行环境,民间金融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为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我国应实现民间金融的法律化,构建民间法律规制制度体系和民间法律责任体系,完善保障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     

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与制度规制

网络谣言轻松摆脱了现实的社会身份与地理空间的限制,游走于网络空间的各个场景,促使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发生了重要的断裂和转变。网络谣言呈现出组织性、隐匿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成效。网络谣言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逻辑性与动态性,一般来说,网络谣言的发生机理并非线性递延,而是沿着生成、传播、终结的机理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同时,网络谣言始终围绕着关注度、共鸣度、话语度而形成延展动力。因此,网络谣言的治理必须立足于现有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框架,回归制度的本位,形成价值规制、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潜规则之宪政反思

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长期存在并盛行不衰。潜规则是一种权力私有化现象,是绝对权力的反映,其根源是权力制度的专制性。对于潜规则的规制,传统方法与机制已经失效,作为专制制度对立面的宪政是规制潜规则的必然选择。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用生产力标准重新审视西部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民族地区应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 ,解放和发展民族地区生产力 ,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积极调整生产关系 ,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切实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     

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到 70年代末 ,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 ,以安置归难侨 ,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 ,它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华侨农场逐步转型 ,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 ,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

东南沿海所具有的侨乡禀赋与特殊优势 ,使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先行地区。作为海外社会资源载体的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 ,不仅通过捐赠款物和直接投资等形式全面参与和大大促进了侨乡经济改革进程 ,而且侨乡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 ,通过与海外乡亲的密切联系 ,一方面从中学习和获得了兴办企业、改进管理、开拓海内外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与资源 ,另一方面 ,开阔了眼界 ,解放了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排除了不少阻力 ,减弱了社会动荡。凡此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推动了经济起飞。在此基础上侨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经济持续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同时 ,沿海侨乡的成功经验与社会资源逐渐向内地传导 ,又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     

The Campbell Committee and the origins of ‘deregulation’ in Australia

The 1981 Australian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known as the Campbell Committee, is widely seen as the star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the 1980s and 1990s. Accounts of its origins have been dominated by a debate about which policy actor can take credit. This paper utilises cabinet and Reserve Bank archives to reassess the origins of the Campbell Committee. The inquiry had its origins in an earlier attempt by the Whitlam government to take federal control of the regulation for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building society crisis of the mid-1970s. In its response to th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we can identify the moment in which the Fraser cabinet turned towards market-based reform. The political decisions made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set the path for regulatory change in subsequent decad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prudential regulation, where we have seen regulatory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rather than ‘deregulation’.     

基于分形理论的旅游业制度系统构建与管理创新研究——以河南省旅游业管理体制改革大整合制为例

本文运用非线性科学分形理论揭示了旅游业制度系统存在的制度内容分形、结构分形、环境分形、运行分形、功能分形及实施机制分形等特征,并以河南省旅游业管理体制改革案例给予具体分析,具体内容从四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旅游业制度改革与管理创新的新思路与方法。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主要根源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     

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效应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决策,是贯彻邓小平“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基于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正确选择。其基本内涵,不仅是沿海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沿海地区要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新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开放的有机结合,不仅开创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探索的新起点。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CENTRALISATION AND DECENTRALISATION

Management of Italy's heritage has been in increasing turmoil since 1993.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reviews significant reform attempts, including outsourcing, devolution, managerialism and privatisation. The authors propose a framework for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solutions examined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centralisation. It is argued that while decentralised organisational management can have positive effects,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heritage in Italy over the centuries has depended on a complex set of rules concerning stewardship and protection, relying upon centralised professional control. This still has positive value and needs to be preserved through the reform process.     

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

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改革初期,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正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同时吸收国外经验,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改革学派,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     

地方性环境立法与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

本文在测算2004—2017年区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全面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立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面临严峻的下滑,尤其在2009—2014生产面全要素生年间更加明显,且东中西部区域间TFP指数分布情况在空间上呈“非线性”特征。地方环境立法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过度的环境规制措施却不能显著推动经济质量的提升、实现波特效应。     

宋恕维新思想述论

宋恕是近代维新思想家。早在1892年,他就给李鸿章上书,提出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易西服的变法主张。他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把秦汉以来的儒学视为阳儒阴法之学。他以复兴孔孟儒学为己任,要在“复教改制”的前提下进行变法。他主张学习日本,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他同情妇女苦难,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其思想在当时维新派中是较为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