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磁县赵王庙隋代摩崖造像

磁县赵王庙摩崖造像是有明确纪年的隋代佛教造像遗迹,由于地处偏僻,过去鲜为人知。本文作者对赵王庙摩崖造像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并对造像题材、造像题记、造像风格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赵王庙摩崖造像的发现,为研究隋代佛教信仰、佛教组织以及进一步研究邺下佛教和响堂山石窟又补充了新的资料。     

豫北地区景明年间佛教石刻造像初探

北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鼎盛时期 ,然而各个阶段的造像风格却不尽相同 ,景明年间河南豫北地区的石刻造像所表现出的瘦削型“秀骨清像”风格 ,对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影响极大 ,为佛教造像全面实现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几件佛教石刻造像为例 ,对北魏景明年间豫北地区佛教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作以简要论述。     

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北朝基层社会中的造像活动——以盂县地区为例

盂县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记中保留着不少地方佛教史料,学界对此关注较少.盂县交通便利,受到晋阳、平城等地的官方佛教影响,造像活动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造像记中记载的供养者有平民、僧尼、官员和女性等,在心态、造像活动等方面表现出自身信仰特质;义邑团体造像数目超过个人,成员以造像为中心布置道场、举行法会等宗教仪式,也发挥了义邑的社会...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张同标本文旨在把淮安东魏石造像放在南北朝佛教大盛、佛教艺术繁荣的背景中,考查菟罗佛教造像系统南传北上、南北朝文化交流和造像的独特风格、艺术成就及其演化渊源等。一、造像称谓之辩析《淮安发现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简称《发现报告》）称这件...     

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北魏佛教造像整理简报

造像发现地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哨镇卢家沟村。2006、2012年,两次征集造像,共14件。2016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确认了历次出土佛教造像的具体位置。造像包括背屏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二佛并坐像以及若干块主题不明的背屏式造像、造像台座等,造像年代均为北魏。卢家沟集中出土佛教造像,并未发现寺庙遗迹,况且不少造像主尊头部缺失,可能是人为破坏。喀左地区此前仅出土一件背屏式石造像,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户县现存两尊北朝佛教石刻及相关问题

通过对户县现存两尊北魏、北周时期佛教石刻的介绍,谈陕西境内北魏、北周时期佛教造像的几个相关问题,分别从遗存情况、遗存少见的原因、艺术特征对隋唐佛教造像的影响以及造像的保护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散落海外的佛光神韵——记《大遣唐使展》唐代佛教造像精品

《大遣唐使展》中有几件散落美国、日本的盛唐时代佛教造像精品,它们是鎏金菩萨半跏像、“神龙二年”观音菩萨立像、龙门石窟如来头像、宝庆寺佛教造像。本文在考察造像的形态、制作工艺、艺术价值基础上,诠释造像铭文内容,并探究造像原所在地以及流出国外时间。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陕西扶风馆藏北朝有铭佛教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陕西省扶风县历史悠久,素以“青铜器之乡”和“佛教圣地”享誉中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配合城乡基本建设,这里出土了百余件佛教造像和造像牌,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的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就扶风县博物馆珍藏的北朝时期部分佛教造像和造像碑做一介绍,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

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李静杰...     

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

通过对高句丽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自身信息的分析,以及具有明确信息佛像与其他佛像的对比,尤其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知识的联系,对这些佛教造像进行了准确的辨析和认定,从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所崇拜和信奉的佛教造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佛教造像美学管窥

佛教起源于印度,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我国。佛教造像作为佛教传播的必然产物,经由僧人与艺术家的参与,并且经过中国文明与智慧的融合,创造了高度的佛教艺术成就。它最集中的地方是全国各地遗存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四大石窟。这些石窟的佛教造像的数目是十分惊人的。除石窟造像外,还有利用整座山雕凿成巨大佛像的,如著名的四川乐山大佛。至于全国各地一般寺庙中佛教造像几乎随处可见,难以数计。这些佛教造像与佛教壁画一样,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宣传品,展现诸佛菩萨的庄严圣洁,弥…     

四川早期佛教探源

中国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四川的佛教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入,而最后终于大足。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其理由如下：首先,四川地区早期佛教石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造像由北传入四川最早的目前所知为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千佛崖南朝造像以中段的“天成窟”造像为代表,其主像坐于宝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长目略呈矩形,鼻梁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