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对儒、佛的融汇之道

三教既斗争又融合是唐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唐代时,道教凭借着与皇权的结合,社会地位日高,至中唐时,道教始祖老子的社会地位被抬高到极致。这时的道教不仅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已经不满足"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样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既纳儒入道又援佛入道,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大挤压儒家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空间。道教对儒学与佛教思想的吸纳与融汇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的:一是重玄为宗,深化道教哲理以弘道;二是纳儒入道,融摄儒家纲常以治国;三是援佛入道,汲引佛教心性论以修身。     

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中晚唐道教转型时期的心性修仙观

中晚唐道教转型时期,狂热炼丹的技术环节失败、注重心性的致仙理论形成。这种心性修仙观是唐宋之际道教由外丹过渡到内丹及神仙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在道教转型时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晚唐以来的宗教、哲学、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从三教合流到批佛辟道:论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

三教合流后,佛教和道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儒学地位日渐衰微。为了复兴儒学,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载以气为本体,批判佛教和道教中对于轮回、鬼神的解释。通过太虚与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建构了儒家天道本体。与传统儒家宗教观不同,张载以气化实体论建构的儒家宗教观摆脱了鬼神、天命对于人性的束缚,从礼制的角度证明了祭祀的合理性。总之,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促进了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推动了理学体系的建立。     

傣医的生育健康理论与佛教哲学

古老的傣族医药学是在佛教传入傣地、吸收佛教哲学之后才建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本将傣医典籍中零星分散的生育健康论述条理化、系统化,同时阐释生育健康中“四塔”、“五蕴”学说的运用。从一个侧面展示傣医的理论成就,以助其发展。     

江西龙虎山道教圣地和正一道文物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关于道教的产生,有的学认为系渊源于先秦道家,奉先秦道家代表老聃为道主。因老子本人并不宣传宗教,故奉老子为道主当是后人所加上的。它实系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方士之术。其名称一般认为始见于东汉末年成书的《老子想尔注》。道教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糅入了儒家和佛教的某些理论、教规和仪式等,因此,其宗教思想体系十分庞杂,同时又形成了众多的教派。     

曲阜佛教文化遗存概述

曲阜是孔子故里,历史悠久,儒学兴盛,佛教、道教也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曲阜最早的佛教文化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此时以单体造像、造像碑为主;至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在曲阜迅速扩张,先后出现了寺院、摩崖造像等;到宋金时期,曲阜的佛教文化继续发展,出现了石经幢这一新的弘扬佛教的形式;元代以后,曲阜的佛教文化以寺院、单体造像为主,这一时期道教文化开始流行,并出现了儒学、佛教、道教互相交流、合作发展的局面。     

论中国哲学人生

阴阳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念,中国哲学人生的三大流派,即渊源于阴阳观念。法家的人生哲学,强调个人奋斗,自我扩张,以坚强的毅力与意志,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是法家哲学人生的真实写照。道家的哲学人生,以阴柔为主,强调因循自然,清静无为,不要追名逐利,不汲汲于富贵,人生的目的是逍遥与自在。儒家的哲学人生,以阴阳协调,刚柔并济为重,讲究中庸之道,强调以仁爱与礼节,完善自我,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从而成为中国人生哲学的正宗,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根据历史的实例,对中国三派的哲学人生作出具体的分析     

“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我们可以从知识史的角度,讨论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和道教如何使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发生变化。佛教带来的异域新知识和道教复活的本土旧资源,使中古知识世界不能仅仅在传统内变,也开始了在传统外变。佛教和道教在外在世界、内在心灵、幽冥世界、社会人伦各方面,都扩充和挑战了原来简明而单纯的儒家知识世界。然而,知识世界的变化会引发思想世界的冲突,这一冲突引起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并在中唐以后,终于导致了儒家思想界的回应和反击,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转型。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考源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在我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其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形成与先秦以来的礼仪传统及道教、佛教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烧香"祭祀礼仪随着汉代以来香料的传入发生演变,后被道教所吸收。至南北朝时期,道教将烧香仪式运用于每月朔望为亡故先人祈愿等活动,使得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得以形成。另一方面,自佛教传入后,烧香礼仪在我国获得推广和实践。南北朝时期,佛教烧香与先秦以来的朔望祭祀传统相结合,亦推动了朔望烧香祭祖礼仪的形成。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克罗齐、柯林武德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分析学派罗素、波普尔、亨佩尔等人,则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初探

本文主要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结合归义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随着儒、释、道三教的日渐合一,佛教与儒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日益趋同,世俗的君臣关系、忠孝之儒家道德观念,成了佛教知识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所遵守的基本准则。     

以食为天：隋唐五代的饮食文化——以《清异录》为切入点

《清异录》是五代宋初时期的笔记,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史、文化史史料。本文主要围绕《清异录》饮食部分内容展开,先对《清异录》所引饮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考究,后从道教、佛教、儒家、食疗、域外交流等角度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食文化特质,进一步从饮食文化的角度肯定了《清异录》的价值。     

浅谈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是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不能做出正确说明,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情况下的产物。佛教创造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宗教思想体系。他把现实生活看做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以此作为出发点,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思想,病宣扬极乐为最高目的。佛教哲学中有富含深刻的哲理,我们应该充分的肯定,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对我国的哲学和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正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得出,历史上的儒教、道教、佛教都被称为教的说法大致开始于北魏寇谦之与刘宋顾欢的时代,这是其《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王皓月译,齐鲁书社,2014年)新范式道教史下的道教定义所决定的。三教关系所说的三教是广义儒佛道三教交涉而形成的包含儒家、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五方面及其交叉形成的复杂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已传入中国,道教、玄学盛行,这一时期是三教关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对展开三教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生态伦理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儒家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仁爱万物为核心价值,主张以时禁发,强调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生态伦理体现了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的和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

本文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阐释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 ,而自唐末五代以后 ,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佛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唐代义学宗派的衰落和新禅宗的崛起 ,以及佛教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取代外丹术 ,以及南宋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兴盛 ,道教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社会 ,民众道教成为主流。     

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

金代中期,王重阳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为二,最终形成北全真、南正一的道教宗派新格局。     

论王维诗歌创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仁”为中心解构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山水诗格调高雅,动静相形,意境幽远;参禅悟理,空寂之境;受到佛教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王维生活在盛唐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以及人生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影响。本文着重谈谈王维诗歌受到传统儒家＂仁＂的思想的影响。王维诗歌受到儒家＂仁＂的影响,即孝亲思想,对友人重情重义,忠君报国思想以及修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