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吐蕃时期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人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人,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僧俗

僧人靠俗人供养,俗人靠僧人超度,僧俗两界,如同鱼水,不可或缺。僧人身在寺院,却活在尘世,且活得有滋有味。尽管尘世上多风情,还是挡不住寺院生活的诱惑,引得多少男儿出家为僧。俗人出家为僧,又到尘土世谋生,便有了多姿多彩又意味深长的僧人习俗,故谓之僧俗。     

从敦煌僧人服饰看汉化、世俗化的形成因素

敦煌壁画中僧人服饰与域外佛教服饰不同,从中可看出敦煌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形成过程,究其原因:一是本土文化的影响,二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土外来的僧人服饰受到本土传统服饰文化、思想的同化与影响,随着中土僧服的形成而成为汉化的服饰文化。同时,它也为拥有极强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土传统服饰文化所渗透,而完成其汉化、世俗化过程,与中土传统思想所相融。     

元代贵州佛教简述及佛教丛林

一、外籍僧人入传教外籍僧人入黔传教,至元代中后期始为史志所记载。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而同功,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人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一）印僧指空弘法黔西指空是印度僧人,梵名提纳薄陀（Ｄｈｙａｎａｂｈａｄｒａ）,指空为法号,高丽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自命为迦叶百八传人,古印度摩竭提（Ｍａｇａｄｈａ）国人。８岁从那兰陀寺律贤出家,１９岁得到南印度楞迦国吉祥山普明衣钵。之后来华…     

披“袈裟”为何露手臂

“袈裟”是僧人最重要的着装,可僧人穿袈裟为何要露出一只胳膊？相传,有一名叫慧可的儒生,非常笃信佛教,对佛教祖师达摩的修炼之术十分倾慕,便追随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修行佛法,并侍奉在达摩身旁。     

华夏衣冠之直裰与直身

明末清初时,由于清廷对占领区汉人实行"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延续千年的汉族服饰被迫消亡。然而在这一道长达两百多年的指令在中国实行时,华夏衣冠体系中却有一款汉服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它就是直裰。关于直裰,根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记载,这种服饰是由古时僧人穿着的中襌(中单)演变而来,最初多是僧人穿着,但在宋代及以后便成为汉族男子日常穿     

敦煌高僧昙猷与天台“佛国”

敦煌高僧昙猷与天台“佛国”朱悦梅魏晋南北朝时代,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成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不断有僧人西行取经,更有不少南下江汉、江浙一带弘传佛教。昙猷就是南下僧人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位。昙猷（？～约３９６）,又名法猷、白道猷,敦煌人。少年时修头陀苦行...     

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界对自身积弊的反思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     

雪域远播的庄严 关于藏传佛教的笔记(之一)

1981年,整修一新的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从那时起,熙熙攘攘的人流便成了北京内城东北角上的一景儿。远道而来的蒙藏僧人,慕名而至的八方信士,摩肩接踵的参观人群,给附近的街巷亦增添了几多繁荣。加之各种媒体的多方报道,更激发了社乃至海内外人们日渐高涨的好奇。殊不知好奇之心正是人们获取知识最初始的动力。于是,佛教,何以又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为什么又称喇嘛教,喇嘛教的寺庙怎么建到这么远的北京来了,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间或提及又总不大容易     

龙山里耶秦简二题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驭宇内,海内一统,成万世基业。秦享祚一十五年,其时之短,同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不相称。“汉承秦制”,秦代中央集权的措施为汉所承袭并发扬光大,最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么秦王朝为什么如此之短呢?同样的制度,缘何用于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2004年,新疆吐鲁番的巴达本出土了一件唐高宗时期的官府文书,其内容涉及三个僧人。此为高昌县思恩寺的正式僧籍,由高昌县政府保管。该文书虽已残损,但仍提供了僧人的法号、年龄、籍贯、剃度年份、所诵经名等信息,从中可以了解到唐朝政府对僧人的管理情况。     

僧史上的神僧、颠僧及济公的传说

中国僧史传内几乎每位名僧多附有灵异故事,如能予卜凶吉、咒敌退兵、治愈顽症等。尚有另一类僧人其共同特点是玩世不恭、举止颠狂,能吟诗作画、行为怪异且蔑视戒律,嗜酒食肉,被人称为颠僧、狂僧。这些附有神异故事和行为怪诞的僧人被统称为神僧。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领略中国寺院之大乘——佛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些地方因为佛教而成为文化旅游胜地。普陀山与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与其作为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的道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普陀山历史悠久。据史书载,秦时的安期生、汉朝的梅福、晋代的葛洪都曾入此山修道。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有天竺(古印度)僧人在潮音洞前燃指礼佛,感应观音化身。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日本僧人慧锷与本岛居民共建“不肯去观音院”,开创朝圣礼佛的先河。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     

一位摄影师的佛缘故事

为了拍摄佛教文化,他在佛学院与僧人同吃同住了三年,一位外国人看了他的图片后,来到天台山剃度成为中国僧侣。     

十六国时期佛教与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等南下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起一批割据政权,战乱连年,民生凋敝,对经济、文化造成严重破壤。伴随着这些政权的兴灭,引起各族民家主动或被动的大规模流动迁徙。这一时朝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其时佛教在中国漠地弘传已有相当基础,这些政权大都优遇僧人．礼佛斋僧,盛建塔寺,组织佛典翻译,支持佛教发展。这样,民族迁徙与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与兴旺,为此後中国佛教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而佛教又成为联结与融合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各少数民族接受汉地先进文化的津梁,从而对於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对於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巩固作出了贡献。     

贵阳名胜——观音洞

贵阳观音洞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民国时期僧人心月主持中兴。解放后直到1960年代均为僧人管理。“文革”初期遭受冲击．1983年9月3日．贵阳市文管会将观音洞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其进行维护修缮。其文物尚存的有部分古寺、碑刻、对联和古洞。     

《酉阳杂俎》中的佛教文化叙事

《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的笔记小说集,书中收录了很多有关佛教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叙事色彩。佛教文化在《酉阳杂俎》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尤其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其中《续集》卷7《金刚经鸩异》专门记述金刚经的灵验和福报故事,反映了唐朝民众对佛典的信仰崇拜以及对因果轮回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僧人形象,其中不乏扶危济困、弘扬佛法的仁慈僧人,同时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的恶僧形象;书中还对地狱冥界进行详尽的描述,其情景显然是对现实世界人间官府的影射,呈现出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文革”前的清华附中

从1964年到1966年,清华附中成为北京市三大著名中学之一,其更以两个清华预科班(高三后可直接升入清华大学)的创立和在全市中学中超强的体育实力遐迩闻名。校长万邦儒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倾尽了全部心血。其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校园。还原那段历史,是为中国今天和明天的教育提供一份鉴往知今的史料。     

藏传佛教信众宗教经济负担的历史与现状

穆赤,云登嘉措发表在《西藏研究》2002年第一期上的章,研究了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经济负担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自吐蕃传入西藏以后,其僧人化缘为生的方式有所变化,僧侣为政府所供养,这为当时的佛寺少,僧人少,民间施舍少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