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郑和研究的香港企业家曾伟波

香港商人不少具有企业家与学双重身分。如热心郑和研究事业的曾伟波先生即为其一。他既创办企业,经营香港对东南亚和欧美的贸易;同时耽爱史书法,尤爱郑和研究,且成果斐然,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声誉。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其科研走向——法国、瑞典中国学研究机构学术访问记

1999年10月,在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后,我有幸应法国著名中国学家玛里安娜．巴斯蒂夫人的邀请,对位于巴黎的法国中国近现代研究中心作了短暂的访问。     

对“中国宝船”的再认识——读万明的“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有感

郑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也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郑和本人又没有著述,仅有几块碑刻,因此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当推马欢《瀛涯胜览》（下简称《瀛》）。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高潮中,万明同志默默耕耘,对四（五）种该古藉的明钞本进行校勘、注释,终于赶在2005年7月出版了“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下简称“明注本”）为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提供了一本可靠的、集成的、     

近20年来中国学界的原子弹轰炸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原子弹轰炸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原因和动机、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作用、原子弹轰炸的后果和影响、原子弹轰炸的正当性问题以及关于日本败降的决定因素等问题上。     

弘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自萌生时起 ,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精髓 ,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 ,它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不同的内涵。和 19世纪中期相比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研究 ,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灵魂。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 ,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 ,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使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 ,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富于庋藏，精于钩沉——记吴筹中先生的中国纸币研究

吴筹中先生是中国近代纸币收藏与研究大家,他以其丰富的收藏、深厚的学识,在收藏界和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探赜索隐 铸史存真——评刘正先生《商周彝铭学研究史》

在当今汉语文字学界,简帛学与甲骨学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最近十几年有关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可谓风头正劲。与此同时,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却陷入了一片沉寂。而从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中实现了凤凰更生的金文研究,随着现代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体系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定型,却反而出现了学术界对商周金文研究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进而也造成了对商周历史和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研究的严重缺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正教授积十年之功力,向学术界贡献出了他的这     

建国六十年来的华侨华人研究感言

回顾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可以看出明显的阶段性。 “文革”前,中国学术界以华侨史研究为主,形式上是以单篇论文为主,著作极少。研究地域基本为东南亚华侨和美国华侨,研究内容集中在华工血泪史、美国排华史、华侨创业史等方面,而且理论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有明显的误区和局限。“文革”中,华侨华人研究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研究完全停止。     

文明史领域的新探索——读徐家玲的近作《拜占庭文明》

自20世纪以来,文明或文化的探讨在西方学术界蔚然成风,并对中国学人的研究趋向逐渐产生影响.中外学者的研究范式无外乎两种.一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某个文明圈的文明史或文化史.     

走向深入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0年8月11日至13日,第1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全国各地与会者50余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1、展望21世纪的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2、讨论历史学的性质。会议在大会发言后,按上述论题分两组进行了坦诚而热烈的讨论,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文化交流：人类进步的阶梯——陈炎教授与郑和研究

郑和是沟通我们的桥梁 郑和使我与陈炎教授相识,并共同关心和致力于郑和研究的事业。我们第一次相见是1992年的夏天,那时我在海军指挥学院任教,应邀陪同南京郑和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徐执提将军参加昆明市纪念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学术会议。会上我始见陈炎教授。其实,陈教授的名字早就听说,只不过从未谋面。7月的昆明,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季节。     

再现晚明东北的历史画卷——评《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

《李成梁与晚明辽东政局研究》是国内一部研究明朝将领李成梁的专著.本书讲述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起落和晚明辽东政局治乱等内容,其时间、空间跨度之大,史料之丰富、翔实,在该领域近几年的研究中实属佼佼者.     

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回应陈三井先生对《上海总商会史》的评论

我与我的同事钱小明女士合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于1991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刊物相继发表名学的书评或载介绍。我们虽不敢以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曾先后出土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而为世人所瞩目,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诸问题,长期都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法解开的谜团。近年来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宫殿基址和贵族墓葬,这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也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论文作者向桃初先生多年来一直主持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掘,本文开篇就是在简要介绍炭河里城址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基础上,展开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诸多问题的讨论,论文思维缜密,层次清晣,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作者在论证炭河里城址是西周时期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都邑前提下,进而认定宁乡铜器群同属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出土的一批商代晚期青铜重器,是在商末周初时为周人所逼的殷遗民南下带来的。湘江流域和四川广汉、江西新干不同,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湘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等等。作者根据炭河里城址的新发现,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和思考角度,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深入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尚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验证。但是,我认为,作者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铜器群和同一时空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探索,这应是研究青铜器的正确之途,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     

近20年来关于远古传说与史学产生关系的研究

远古传说对中国史学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20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但这一课题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远古传说内容对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远古传说的表述形式．其原始历史意识对史学产生的推动作用,远古传说的传播状况,远古传说影响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与途径等,都还有待于作更深入地探讨。     

中国边疆研究的汇总创新之作——《中国边疆经略史》评述

2000年10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该书是“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的第一部,其余各部：《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海疆通史》也将陆续出版面世。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会促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也是中国边疆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蒋廷黻

湘籍著名史学家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主攻历史学,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史学研究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特别是他致力于近代中国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新的历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