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干。     

论清末民初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历史评价

我国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的迅速积聚和扩张曾令时人注目,并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试对这种资本扩张的客观过程、特点、性质及影响进行揭示和评价,以期有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一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扩张的过程及特点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的私人资本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并逐步     

孔氏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二局”),在抗战中(1939年)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逐步形成了官僚资本的统筹机构和大本营。 四大家族中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掌握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为时最久。1933年,蒋介石与宋子     

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当初特指清朝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办企业到专指国民党私人官僚资本再到国民党政府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演变。我们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设想,可以利用“在商言商”的口号,动员舆论工具,支持和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站起来,反对和对抗四大家族,把党的统一战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思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已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采纳与使用,并已成为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主导模式的官僚制日显步履艰难、但仍持续运行之时,新一轮政府改革思潮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这一改革思潮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理论影响下,以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否定为突破口,提出了“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政府新模式”（New Public for Covernment）等口号及一系列新的革新理念和改革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一部分由各个大官僚直接控制,一部分由东北地方政府自办或官商合办,一部分由中外官商合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在东北社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垄断势力。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是中国...     

对“官僚资本”的再认识

在中国 ,“官僚资本”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 ,尤其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 ,“官僚资本”便成为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本主义”更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长期以来 ,没有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人敢怀疑 )它的正确性。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有学者开始对它的内涵和定义提出质疑 ,并发表了新的见解 ,曾围绕这一名词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本文首先回顾一下“官僚资本”这一名词产生的过程及其背景 ,再简略介绍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对“官僚资本”这个概念的争论情况 ,重点则是谈谈个人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建设银公司个案研究中的一些体…     

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是摒弃还是扬弃——基于制度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开展的以“企业家政府”为理论模型、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为研究方法、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的的一项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官僚制的人事制度。新公共管理所提出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只是对官僚制的修正与补充,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不是摒弃。     

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了接管旧上海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接管机构和职责范围。上海解放后近50家金融机构被接管,经过责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和旧有职员处理的过程,最终被清理结束或改组。对上海金融接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特殊的层面了解旧中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是如何控制和影响财政、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后期财经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国家银行巩固与发展的进程。     

宋子文到底贪污了没有——胡佛研究所解密档案能否洗去宋子文贪污嫌疑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国民党败退台湾经济上的罪魁祸首＂, 这是我们之前对宋子文的印象。 2004年,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开放了,这些私人档案和其他的史料,包括了宋子文自拟财产清单和纽约财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这些档案能否让外界对宋子文贪污敛财的怀疑就此消逝？研究界的学者众说纷纭,莫有定论。     

永安纱厂摆脱宋子文黑网的内情

旧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无所不在,金融、交通、商业、轻重工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商经济领域。大凡有些成就的私营工商企业,无不在其虎视眈眈之中。最终纷纷落入网中者,难以数计。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荣德生这些闻名中外的大企业家,都有与官僚资本较量的历史。当时郭氏兄弟的大企业集团———永安集团公司,也未能摆脱宋子文的追逐,约在1935年,最终走上了向官僚资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举债之路。永安企业集团是澳洲华侨郭乐、郭顺等兄弟起自澳洲,继之香港、广东、上海等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集团企业。19…     

战后中国的“官办商行”

在中国,官僚资本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更是舆论攻击的对象,而"官办商行"正是抗战胜利后朝野上下对那些具有权贵背景的豪门资本所经营企业公司的一种特殊称呼,其代表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创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实业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档案,对于这些"官办商行"的形成背景、资本来源、经营特点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以这几个"官办商行"的个案去分析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意义。     

腹地、军阀官僚私人投资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天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腹地和军阀官僚私人投资对天津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腹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天津与腹地间不断深入的经济互动有了发展的市场基础,军阀官僚私人投资则极大地促成了天津的资本形成。它们实际上分别是市场和政府对天津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表现。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对天津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董老批示我们“在商言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     

他为戏剧、电影、教育事业奉献终生──怀念钟敬之同志[下]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后钟敬之奉命进关,中央电影局委派他和于伶同志一起参加沪、宁的电影业接管工作。当他们对南京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制”、“农教”等电影机构接管事宜匆匆办理后,即随部队向上海进发。他参加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下属文教委员会工作,夏衍兼文...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战后英美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1945—1964)——基于英国政策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以资本为纽带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成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共同的、互补的经济诉求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双方在垄断世界经济资源方面享有共同诉求。英国需要资本开发殖民地;美国需要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并尽可能少地承担维持"秩序"的花费,形成双方互补性诉求。冲突性诉求的调和成为双方合作的助力。英国逐渐承认美国对英属殖民地资源占有的主导权,同时步步维护自身权益;美国允许英国资本共享一定经济资源,但份额和方式需由自己决定。私人资本间的联合构成英美伙伴关系的关键。英美私人资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是双方经济关系维持的深层原因。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放弃国家层面的竞争,同时各个集团又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英美经济伙伴关系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既体现于两国国家政策层面,也体现于双方私人资本之间,并未随英帝国的瓦解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