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的金玉带扣

上海博物馆的白玉龙纹鲜卑头的形制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牌饰,工艺上仿制同时期的金银器,同时采用了中原汉民族喜爱的玉料和纹样。汉晋时期金玉带扣的外形经历了由长方形到前椭后方形的转变;同时,这一时期金玉带扣的材料、制作工艺及设计上也反映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汉晋时期云南货币初探

历史上云南的货币流通使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晋时期。除原始的以物易物外,由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立郡县,推行汉王朝的币制,这一阶段云南货币流通受到中央政权的很大影响。第二阶段,从南诏到明末。唐南诏统一云南后,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经济体系和货币流通体系,用贝作货币,这个货币流通体系被后来大理政权沿袭下来,     

汉晋时期双头龙纹镜研究

<正>目次一类型学研究二镜的年代及其演变三制镜者及产地推定四位至三公镜的传播五结语双头龙纹镜出现于东汉中期,是汉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代表性镜类。其镜背特征为:半球钮,圆形钮座;"S"形龙纹夹钮左右对置,呈中心对称;铭文居中,夹钮上下直行排列;内外区之间以一周凹带或栉齿纹区隔,平素缘;纹饰以线刻表现,呈平雕效果。国内学界根据纹饰特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     

汉晋时期的黄簿与黄籍

虎溪山"黄簿"原名并非黄簿,其性质亦非户籍,而是沅陵侯国的上计簿。目前所见走马楼黄簿同样不属于户籍,内容亦不如西晋黄籍复杂,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自殷商以后,崇黄逐渐成为古人观念中的一种历史沉淀,黄簿、黄籍之"黄"则是这种崇黄情结的反映,与汉晋间政权采用土德没有必然联系。西晋时期,一些重要的文书以黄纸为书写材料,面对此种压力,政府以简牍书写重要文书时,将非黄色简牍如白色木牍染成黄色,黄籍之"黄"因此也具有了具体颜色的含义。"黄"的二重含义表明,西晋黄籍指书写于黄色简牍之上的重要簿籍,户籍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晋令》中的黄籍甚至不包括户籍,而是指户籍以外的其他户口文书,学界将其与户籍等同,导致令文的解读存在诸多矛盾。面对户口存在的诸多问题,东晋初期对户籍制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此前一般户口文书的内容和功能为户籍文书所吸收,自此至南朝,黄籍与户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对应关系。     

汉晋时期叉形器的考古学考察

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墓葬中经常会出土一种镂空的两端为两叉或三叉的板样器物,多为铜质,银质亦有出土,一般称作叉形器、叉形饰、铜叉、板形器、铜饰品、三子钗、铜饰件等。叉形器多出土于男性墓,也有出土于男女合葬墓。通过考察叉形器的形制、出土位置及伴出器物,可知其应该是用于固定头发的功能性用具,初步推测用于固定假发。     

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考古学研究

利用考古学基本的方法论,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制作、流通、使用和埋葬这一动态过程.该类带具发轫于北方草原,西汉中期汉帝国开始制作,并逐渐采用了西亚的焊接技术.出于羁縻的目的,西汉时期专门将该类带具分配给边郡统治层.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演变为用于随葬和祭祀的礼制器物.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₃和C₄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₃信号和C₄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河西出土的汉晋绘画简述

我国两汉和三国、西晋时期的绘画资料,无论是传世品、出土物和文献都是较少的,因此对深入研究汉晋期间绘画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自从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甘肃省河西地区出土了大批两汉至西晋期间的绘画。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在这东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汉晋间各阶段的绘画能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真可谓是难能可     

汉晋敦煌大族略论

汉晋时期是敦煌大族形成并发展到鼎盛的阶段,对此一时期的敦煌地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到汉末魏晋时期涌现出许多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西汉后期,一些中原汉族家族如索、曹、张、汜、令狐等氏,由于犯罪、避祸或拓边、征战等原因,西徙敦煌并定居于此。东汉前期,他们通过立功西域等途径,出任官职,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东汉后期,他们从武力军功转而崇尚儒学文化,以经学传家,并以通经致仕,为官作宦,进而使其家族发展成为儒家世族。到魏及西晋,这些家族的人物精通经纬,驰名海内,其学术文化领先于全国水平。而宋、阴二氏大约也在此时通过武力崛起,侪身于敦煌大族之列。     

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

中国古代香料比较贫乏,《诗》、《书》固不必论,即《楚辞》中所见,也不过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茝、幽兰、留夷、揭车、薜荔之属,因为香药多为热带产物,不产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诗骚的作者,对之未曾寓目,故亦不能     

汉晋卑水何处寻

西汉武帝执政时,为开发“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掉了古邛都国,在四川西昌、攀枝花一带设置了越嶲郡。其郡共辖十五个县,卑水县即其一。此后蜀汉、两晋三朝均沿用此县。然因年代久远,史载不详,卑水县究竟在何处?或云在宁南,     

江西乐安出土汉晋铜钱

1988年9月,万坊乡农民在塔坑烧窑,取土做砖坯时,距地表约1.4米深处发现一个四系陶罐(陶罐原有盖子,出土时被砸破),罐里装满铜钱,保存良好,无一枚锈蚀,钱文清晰可辨。经乐安县博物馆同志细心清理,现将各种不同类型,分别介绍如下: 一、半两钱8枚 I式1枚,径2.5厘米,穿0.76厘米,重2.6克,形制规整,钱文清晰方正。书法纤细秀丽,外郭不很明显。类似湖北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文帝四铢半两(图1)。 II式2枚,径2.2厘米,穿0.65厘米,重1.6克。形制规整,钱肉薄而轻,半字下     

汉晋陈留圉地考

陈留圉地,是汉晋时的名士之乡。蔡氏、高氏、江氏是圉地大族,其子弟历仕汉、晋,在汉、晋的政治和学术舞台上较为活跃。尤其是东汉末学坛领袖蔡邕为陈留圉人,更使这个地方备受关注。然而对于圉为今之何地这个问题,自明代起便已有争论,目前主要有杞县说和尉氏县说两种观点。通过考证陈留圉地的地理沿革,可以确定汉晋之际的陈留圉为今之杞县圉镇。尉氏县说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江西修水山背汉晋墓葬发掘

由于武吉（江西武宁至吉安）高速公路基本建设的需要,2006年7月至9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九江市博物馆和修水县博物馆对高速公路经过的上奉镇山背遗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同时在该遗址发掘区内清理汉晋时期墓葬3座。     

汉晋衣物疏补释五则

霍贺墓出土《衣物疏》记"□□□衣一领",首字即"缃"字,指浅黄色。同牍记"白□□衣一领",第二字整理者释为"索",当读为"素"。高荣墓《衣物疏》记"故帛纑不□一量",第五字即"措","不措"即"不借",指一种麻制草鞋。长沙东晋墓《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记"臂珠一具","臂珠"即"系臂珠",为一种女性饰物。尹湾M2《衣物疏》记"青幕一、白幕一","幕"可读为"鬕",指一种绕在妇女发髻上的结带。     

《汉晋家族研究》评介

<正>《汉晋家族研究》(阎爱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出版,对汉晋时期的家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做了富有新意的学术探索。     

江西农业大学化工厂汉晋墓葬发掘简报

正2013年9月,江西农业大学化工厂公租房建设工地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砖室古墓(图一)。接到消息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昌市博物馆专家立即赶赴现场查看。通过现场裸露的墓砖、周围散落的陶瓷器碎片及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初步判断其可能是一处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家族墓葬群,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