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博物馆：关于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提案的若干探讨

2022年5月20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了即将提交布拉格大会表决的博物馆新定义提案。相比该组织公布的2007年定义和2019年提案,本次提案既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又包含了观念的更新。分析博物馆定义和两次修订提案的文本特点及修订内容与过程,可见社会环境、博物馆实践的新变化,可以更好地把握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各方面特征的主流认知和对多元发展路径的探索。     

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代表,以其突破传统博物馆窠臼的实验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尽管两者与传统博物馆之间的差异在理论上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但对于两者之间相互区别的比较研究却极少,因而出现了一些学者将两者的概念彼此混同的现象。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前者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整体保护,概念范围包含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两层内涵;而后者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着力关心和解决当下社区的现实问题,很少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其概念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活态性、原真性和民主性是两者的共性。     

生态博物馆参与性结构对比研究:以加拿大上比沃斯和中国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在新博物馆学理念下开展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它意图弥补传统博物馆在公众关系上的不足,鼓励社区民众的民主参与。加拿大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和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各自国情、民情差异悬殊,其形式也迥异。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以博物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力图通过民众广泛的参与来促进社区的发展,但其过于分散的权力分配和专家的权威性也导致了"虚假参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因处于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文化保护,博物馆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相关,而民众参与受到很大限制。中国生态博物馆与西方立足于服务社区的民主自治模式有较大差异,中国生态博物馆需要重视民众参与,建立中国式参与性结构。     

试论博物馆在社区文化构建中的作用——以贵州省博物馆为例

随着“博物馆社区中心化”理念的提出,积极参与构建社区文化,已成为当代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之一。贵州省博物馆结合社区实际,大胆探索,既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传统职能,又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尝试。以建筑特性彰显社区文化中心地位,着眼社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社区开展良性互动,使博物馆真正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     

博物馆构建社区的多元视角——以陕西三座博物馆为例

今天博物馆将它的目光逐步投向社区已成为博物馆发展的一种趋势。然而在博物馆开展的方兴未艾的社区工作浪潮中,许多博物馆仅仅采取"文物、宣讲进社区"的方式来开展社区工作,使得博物馆开展社区工作的思路单一化。本文从分析这种现状出发,旨在解决三个问题。首先通过详细分析"社区"这个概念的演变,揭示出社区内涵的丰富性与社区类型的多样性,从理论上开拓博物馆对社区层次的认识;其次,通过解读陕西三座博物馆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社区工作的典型案例,阐明博物馆开展社区工作的原则是:充分发掘、利用自身拥有的优势社区资源,选择合适的方式开展社区工作;最后,以上面的分析为基础最终提出博物馆由单一的走进社区到构建社区的社区工作目标。     

简析当代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生存方式——以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的一个较为新颖的博物馆理念。在我国,这种形式博物馆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目前已有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超过十余个。本文以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例,从其具有的特殊性出发,试图阐述中国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延伸,并创造性提出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三种关系辨析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理念和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和结果,它需要在冲突实践中不断发展.社区民众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真正主体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博物馆建设中的文化保护功能还没有充分体现、经济因素考量与人文关怀在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表现,这是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因而,唤起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凸显社区民众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加强对社区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实时保存,对现有珍贵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在生态博物馆社区旅游开发中,保存博物馆建设固有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今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社区博物馆博物馆发展的新视野

2011年8月23日在福建福州召开的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5个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分别是渐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福建省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和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此举将“生态（社区）博物馆”这个崭新的概念带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     

今天的博物馆站在了哪里？——对ICOM博物馆定义修订的初步观察与分析

为响应21世纪以来博物馆领域所出现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在2015年UNESCO通过关于博物馆的建议书的推动下,ICOM于2016年7月启动了第九次博物馆定义修订,此举引起业界内外的极大关注。历经三年的全球范围的激烈讨论之后,由ICOM执委会从269个定义建议案中遴选出的新定义草案未能按原计划在2019年9月ICOM京都大会上完成修订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梳理和分析发现,人们对新定义草案中的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对主流博物馆认知的关键性改变能否被普遍接受,能否与UNESCO《2015博物馆建议书》的指导性意见完全衔接,是否与《ICOM章程》存在潜在冲突,会否使博物馆在一些国家面临法律和管理上的困惑,等等。此次定义的修订是ICOM历史上最民主的进程之一,也折射出博物馆传统派与革新派之间的学术碰撞。但无论从何种立场出发,一个富有理性和专业智慧的博物馆定义,必须在博物馆的机构目标(为什么利益服务)和特定的行为对象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它既不是一个基于理想的使命宣言,也不是一系列业务行为的简单罗列。目前ICOM已重新调整了定义修订工作的路线图,努力在2022年ICOM布拉格大会上最终形成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新的博物馆定义。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中国经验与学术性批判反思

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一场博物馆运动,践行文化遗产的在地化、整体性与主体性保护,以兼容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为使命.在国际范围内,生态(社区)博物馆仍然存在着争议,可视化生产与参观性使得博物馆社区成为"被参观的对象",文化赋权被讥讽为"形式主义".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试验或方向?文化赋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如何理解?所谓的"安吉模式"是"摊大饼"吗?这些问题和议题,需要给出学术性的批判与反思.     

森林博物馆生态文明专题教育探究——以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为例

自然博物馆展陈涵盖天文、地理、植物、动物和人类学等方面标本与展品,其专题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的要求十分契合。通过中国森林沉浸展、国家公园与国家森林步道体验展、濒危物种朱鹮互动展、珍稀动物标本展、塞罕坝精神传承展系列活动,开展生态文明专题教育,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使森林博物馆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和教育的有效阵地,充分发挥国家林草科普基地的重要作用。     

博物馆文创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实践——以孔子博物馆为例

我国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自信日益提升、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及其突出的社会效益日渐显现。孔子博物馆是一座展现中国特色、风格与气派的现代化大型博物馆,其建设宗旨在于传承与弘扬以孔子思想为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其文创发展路径,对孔子博物馆日后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在明确博物馆文创开发意义后,分析当前孔子博物馆文创开发现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孔子博物馆文创发展实践路径。     

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在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影响下,"地方"或"地方感"的相关议题日益成为不同学科重要的知识生长点。在遗产与博物馆学领域,作为一种塑造"地方感"的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在项目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遭遇到了认知社区或乡村的困境。地方的感知并非唯一,而是极具主观性和场景性。乡村个体、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都有一套解释地方的逻辑视野,这种多元性的地方感知是理解地方、治理地方的关键所在。     

中小型博物馆的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探析——以常州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各博物馆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积极开展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江苏常州博物馆着重从数字化保护、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三方面入手,整体谋划,分步实施,以有限的资金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为中小型博物馆提供了有益经验。目前常州博物馆建成了以信息数据为基础、以一体化的信息管理为保障、以游客互动体验为中心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未来中小型博物馆应充分利用文物数字资源、完善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智慧服务功能,建设更高质量的数字化博物馆。     

浅谈地市级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以盐城市博物馆实践探索为例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成绩显著,党的二十大会议胜利召开,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就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地市级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重点以盐城市博物馆为例,以创建国家一级博物馆为具体目标,对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相关的思考。     

面向弱势群体的博物馆教育探究——以开封市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服务全社会的公益性机构,承担着社会教育的重要职责。现阶段,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教育职能的发挥,而博物馆教育应该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存在视听障碍、行动不便等问题的弱势群体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的局限,更应该受到重视。文章以开封市博物馆为例,阐述面向弱势群体如何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探究博物馆弱势群体教育的工作方向,从而让博物馆教育助力提升弱势群体教育素质和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高校纪念性博物馆藏品征集的探索与实践——以西南联大博物馆为例

西南联大博物馆在征集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中,顺应不同时期的需求制定征集策略,明确征集重点,历经革命文物征集、办学历史物证征集和当代物证征集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系统且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西南联大博物馆积极构建与校友及其亲属的沟通网络,提升了征集工作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为同类博物馆提供了借鉴范例。     

数字化博物馆的传播研究——以民勤县博物馆为例

当前,博物馆正逐步将传播模式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这一趋势引领着博物馆向数字化形态迈进,形成了数字化博物馆的新兴发展方向。群众参观博物馆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是可以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完成线上云参观。文章以甘肃民勤县博物馆为例,从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实践入手,探讨民勤县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信息传播现状,并从中挖掘对其他博物馆数字化发展转型的启示。     

跨界联合 多元合作 拓展博物馆运行空间——以唐山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多年来,唐山博物馆除积极开展博物馆业内的馆际交流之外,还加强了同文化系统内其他单位的合作、同教育系统的合作、同旅游系统的合作、同社会团体的合作以及同观众的合作,改善了博物馆资源有限的局面,促进了博物馆与社会各界的互动,更好地满足了所在地区民众精神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实践证明,开展多渠道、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实现文化共享,还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和综合效益,对于中小博物馆而言,尤其受益良多。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模式探索——以武威市博物馆为例

文章以武威市博物馆为例,探讨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对学校教学的延伸及补充作用。利用博物馆资源,结合学校教育,挖掘开发出博物馆特色的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同时,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对整合资源、培养教师和学生参与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以实际案例验证博物馆和学校教育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