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老人贺联讽汉奸

1940年3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政府。为了附庸风雅,汪精卫授意手下的大小汉奸大肆撰写贺联、贺词。一时间伪中央政府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种阿谀奉承的贺联、贺词。 当时任伪南京警察厅长的申省三,想讨得汪精卫的欢心,但又苦于自己才疏学浅,便软硬兼施,强逼灵谷寺的主持和尚灵谷老人题写一副对联。灵谷老人年过古稀,擅长诗文书画,热爱祖国,非常痛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当申省三要他题写贺联时,他稍加思虑、便挥毫写道:“昔具盖世(该死)之德;今有罕见(汉奸)之才。”申省三拿着灵谷老人的对联喜孜孜地跑到汪精卫那里邀功。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副裱褙精美的挂轴,只见上面写着“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上联的右上方写着“汪主席就职大典志     

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民国时期政治忠诚观念的个案研究

在抗战时期通敌投日的人物里,陈公博(1892—1946)是一个特例。他虽然在抗战的最后一年,当上了南京伪政府的主席,并且因此在战后被认定为头号汉奸,受审伏法,但他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根据他自己和其他同时人的说法,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这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     

陈公博妄图和国共两党鼎足而立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接下伪政权这副烂摊子,忧心忡仲,惶惶不可终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郑重找陈公博谈话,说:“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日本在华300万陆军,仍还完整。日本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必定要有一场恶战。为了中国不落入共党之手,我代表军部,向陈先生宣布:日本愿以10O万军队和精锐武器,交陈先生指挥。陈先生可以和国共两党,逐鹿中原了。”陈公博听后,感到此事太大,大得无边无沿,     

高僧撰联讽巨奸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其日本主子的扶持下,导演了一出伪中央政府还都南京的大闹剧。为了附庸风雅,汪精卫授意手下的大小头目大肆撰写贺联、贺词。一时间伪中央政府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种贺联、贺词。不用说,这些对联、贺词都是阿谀奉承之作。 当时任南京警察厅长的申省三,为讨汪精卫的欢心,软硬兼施,强逼灵谷老人题写一副对联。灵谷老人是灵谷寺的住持和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

1942年春天,汪精卫得意洋洋地乘坐他的“海鹣”号专机到苏州视察“清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了采访新闻方便,要我陪同他乘汪的专机同赴苏州。汪精卫对伪军和民众集会的演讲,除了反复“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一套卖国滥调以外,还有一些企图整顿伪区内军心民心的言词。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20年代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３日,与“廖案”有牵连的胡汉民,带着一封由汪精卫签署的给俄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肩负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商榷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及在国民革命时期应取之策略等重要问题的使命,并作为国民党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代表,离开广州前往莫斯科。１０月４日,当胡汉民抵达海参崴时,受到了热情欢迎。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苏联人接待他的感情之热烈、礼仪之隆重、肴食之丰美,是平生所未遇见过的。在中国南方被“礼貌地”驱逐出来的胡汉民,竟在苏联受到如此欢迎,他的惊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吴越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

尊敬的主编先生: 您好！ 我是《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的作者。贵刊上发的两篇文章,承友人复印寄我。关于汪精卫之死,实与池步洲无关,而是中文组所破译的密电,池先生及侍从室的同仁也知道此事。写在书中,因为与李直峰有关,本来是《花开不止一朵》中的一节,后来扩充成一章,文中原有“中文组破译”字样,出书前被编者抹去,并将“他们把大汉奸汪精卫送上天堂”改成了“是他把大汉奸……”于是本来与池先生无关的事情,竟也成了池先生的业绩了。此事池先生也很有意见,但是大陆出版界的情况,您也清楚,有些场合,作者要听编辑的,编辑又要听发行的。     

汪精卫哭灵

1940年3月19日一大早,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大小汉奸数十人前往中山陵谒陵。祭堂里,汪精卫用浓浓的广东官话宣读了《总理遗嘱》后即兴发挥:“总理教诲言犹在耳,我等后死者未能遵行,以到山河破碎,人民生灵涂炭,总理陵寝被扰,实是我等罪过。”说着说着便泪如雨下,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一个个咧开了嘴“哇哇”大哭起来,这帮叛国投敌的群奸俨然成了孙中山的孝子贤孙。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汪精卫越发来劲,像孝子哭母、寡妇哭夫般悲痛欲绝,直哭得前仰后合不能自持。哭了半晌,陈公博、周佛海实在无奈只得止住哭声,趋步上前劝说汪精卫:“汪先…     

汪伪的军权在谁手中

汪精卫政权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虽然没有学过兵法战阵,自有独特的将兵之法,即依靠手中的财政大权,建立和收买自己的军队。因此,汪伪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周佛海手里。 陈公博在１９４０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以政治统治军…     

远去的戈登

戈登是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与屠夫,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如果时光倒退100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唁。英国人眼中的戈登则是“英雄中的英雄”,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     

唐叔虞与“桐叶封弟”

古代山西地区从西周到春秋时代600余年属于晋国领土。晋国是周王朝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其开国君主叔虞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成王即位后将叔虞封于唐国,故称唐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从此开始称作晋国。叔虞当时是怎样被封在晋国的?史书上有这样两种神奇而有趣的传说故事:一是说叔虞母怀胎后,天神曾托梦给武王:“我要你生儿子名叫‘虞’,将来作唐国君主。”叔虞降生后,其手纹果然组成个“虞”字。二是说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有一次和他弟     

胡兰成与汪精卫决裂真相

半个多世纪前,追随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大汉奸几乎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唯一的漏网之鱼是胡兰成。此人早年因文得宠,极受汪精卫的赏识,平步青云,从一个小小的报社主笔一跃而为汪伪政权的高官,号称汪氏的“文胆”,官至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春风得意时,他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可笑他不识事务,屡屡卷入官场倾轧,又喜欢议论时政唱反调,由此触怒汪逆,遭牢狱之灾,还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在日本主子的庇护下,     

作为“总理信徒”的汪精卫

客观来说,汪精卫的一生应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作为“总理信徒”时期的汪精卫,一是作为汉奸的汪精卫,本文要讲的是汪精卫闪亮的前半段生涯。     

剖析汪精卫逃离重庆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1938年11月,汪精卫的代表在日、汪“重光堂会谈”中曾经提出过“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逃出重庆后打算在云南、四川以及两广建立一个中日“和平”的新政府。由于计划涉及到这一历史时期云南、四川及两广等地的许多军政界人士而显得异常复杂,所以国内史学界对此并无专文论说。本文对此提出:造就这一“新政府”的条件仅仅只是汪精卫等人的“愿望”或者幻想,这一计划反映了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时的主观意向,是汪为了增加自身与日“和谈”价值的筹码。汪氏行动计划中所提及的西南军政界人士应是无辜的。1938年,汪精卫叛离重庆之前一个月,曾派出自…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公审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个年近古稀的女囚犯在病床上躺了3个多月后,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医生在其死亡报告上填写了她的名字:陈璧君。 陈璧君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加紧与日本政府勾结,陈璧君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且读王小波

初读王小波,是因为他的死。他死在1997 年,死后,他的夫人写了一篇悼文,称他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 说他的生命像樱花,说他带给了她幸福的二十年。我很好奇,便问母亲:“王小波是谁?”母亲连连摆手:“那个人的书你看不懂的。”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