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论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及其基本特质

儒家语境中的“教化”实为一种社会教化,并以设学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社会秩序。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伴随着书院演化为一种教育机构而发轫。南宋时期,理学大兴,旨在重振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传统。鉴于学校与科举结合导致其教化功能的式微,南宋儒者有意另建书院作为维系天理民彝、阐扬道德教化的平台。南宋书院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且与理学形成“形”“神”互依互存的关系。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真正彰显。基于觉有先后的人性认识,南宋儒者赋予书院社会教化“传道济民”的特质：书院重在首先以人伦道德为本涵养士人的德性,成就礼仪贤士,进而影响至其他社会成员。出于“秀于民而为士”的观念,南宋书院从“民”中择其“俊秀”作为施教对象,也呈现了书院社会教化可以通向平民的一面。书院的社会教化是南宋儒者建构的社会教化体系中的一环,大学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色彩。     

清代徽州书院的教学和经营管理特色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形成于唐,盛行于宋、元、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的兴起和理学发展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着相互推动、互为因果的血肉联系。”①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书院教育一直十分发达,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徽州所建书院即有４７所。到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宗族办学热情的高涨,以及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徽州的书院教育比前代更为兴盛,明末即有“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②之说。从目前拥有的资料来看,整个明清时期,徽州新建和重建的书…     

论新安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徽州的影响

由宋至清,程朱学说及其继承者新安理学,在徽州地区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维系了近700年之久,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一在宋代的思想领域中,理学占统治地位。宋代的理学,亦称“性理学”、“道学”和“新儒学”。它是以儒学的“忠、孝、仁、义”为核心吸收了释家的“超脱”、“修行”与道家的“无为”、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读后

2005年11月,钱茂伟教授《姚江书院派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由“研究篇”、“资料篇”两部分构成。“研究篇”十章,前四章依次为:《晚明浙东王学的分化》、《姚江书院的建立》、《姚江书院的分化》、《姚江书院的社团管理体制》,论述姚江书院成立的背景、历史、代表人物、学术宗旨和学术交流、教育及行政管理体制。第五章《书院派殿军邵廷采的人生之路》、第六章《邵廷采的社会政治理想》、第七章《邵廷采的理学及学术史总结》、第八章《邵廷采的史学成就及思想》、第九章《邵廷采的古文成就》、第十章《邵廷…     

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

一　徽州书院官学化的途径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形成于唐、五代 ,发展于宋、元 ,兴盛于明、清 ,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发端于私学 ,原属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机构。但在古代专制制度的社会条件下 ,书院从它建立的时候起 ,就很难逃脱官学化的命运。徽州书院自然不能幸免。现在的问题是 :书院的官学化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 ?学术界的一般观点是 ,“官府对书院掌教聘任权的控制” ,“官府对书院经济、田产的控制和干涉”是书院官学化的两个主要途径 ① 。如果说这是就全国书院官学化的一般情况而言 ,那么徽州书院却并…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宋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宋代的书院非常兴盛,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历史教育均颇受重视。书院在教学中采用问难论辩、自学与指导相结合等方法,体现出书院自由开放、生动活泼的历史教学特色。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宋代书院的历史教育和史书撰述所呈现出的义理化倾向,对于社会道德教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天下名院细说——湖湘文化重镇：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

在中国古代书院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书院．充分显示出书院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教育需求的特点。岳麓、石鼓书院,为湖湘文化的重镇,曾经主导湖湘文化的发展方向。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教育中心与学术中心。东林书院因承接程朱之学而有“洛闽中枢”而闻名天下。安定书院所祀胡瑗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声。鹅湖书院因阐扬理学之功而获得清康熙帝手书“穷理居敬”之匾。浙江书院推进了江浙地区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其著名者有万松书院、紫阳书院、五峰书院。以广雅书院、东坡书院、陈氏书院为代表的岭南书院,对于清末当地世风的改变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兰州教育发展纪实

兰州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兰州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目前已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为兰州这座古老的丝路重镇和新兴的中心城市增添了耀眼的光彩。一以官办书院和民办私塾为主体的古代封建教育汉唐时期的兰州是军事重镇,战乱频仍,经济不发达,教育发展情况史无记载。元代以后地方官学逐渐兴起,至清代中后期,兰州教育才步入鼎盛时期。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创办的金州儒学为兰州最早的官办学校,以教授儒学。元顺宗至元五年(1339年)又创建兰州州学。明景泰五年(1454年)段坚创办容思学院,聚徒讲学,宣扬封建理学,是兰州最早的书院。明清时期,兰州共建书院11所,其中清代所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百泉书院与元初理学的复兴

百泉书院是宋末元初具有全国影响的理学研究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在战乱频繁的宋元之际,百泉书院“慨然以道为己任”(宋濂《元史·许衡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致力于理学的研讨和传播,不仅在理学理论研究上实现了突破,也开创了理学风行全国的局面,一度衰微的理学在元初得到了复     

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多在书院讲学,他们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家训诗,是南宋家训诗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家训诗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讲学、家教皆可;表现爱国主义情怀;表达理学教育观念;表达作者本人的理学思想;表达亲情五个方面.在文学特征上,主要表现为说理大于表情、“质木无文”与以“理”为审美主体.     

论两宋书院的流变及书院与理学的关系——以两宋湖南地区书院为例

两宋时期,书院作为承担教育之责的机构,受多重因素影响,产生了多方面的发展和流变。其中,理学思想对书院的产生及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书院也为理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阵地。本文以湖南地区两宋时期书院流变为重点,梳理两宋时期书院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而探讨这一时期书院和理学的关系,及其对两宋时期各地特色文化形成产生的影响。     

元代游学初探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浅议晚清教育

１９世纪后半期,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大炮和商品的冲击下,开始了转型期的“阵痛”。面对着的方异质文化,融合与排斥,因袭与更新,把一切人和事,都卷进了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在激烈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学校教育也一反数千年来依然故我的传统姿态,开始了应战。戊戌时期旧式书院的“改课”,就是这种应战的独特形式。尽管它还背负着古老文化的积淀,步履蹒跚,却为濒于垂危的传统教育注入了生机,推动着儒学曲日向新演绎。旧式书院改革课程内容·事虽不属轰轰烈烈,但反映的却是传统教育的解体,是封建的旧教育向资产阶…     

南明河——贵州人文从此起

<正>南明河对于贵州人文蔚起可谓得天独厚,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即“天地人”三才优势。有关历史文化的传承宏扬,全赖于兴学施教。元朝初年,就在今市府路原市政府一带,始建贵阳地区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学,后学校渐毁废。至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4年）,由曾任过该儒学教授的何成禄,在学校的原址上建起了贵阳地区的首座书院——文明书院,为贵阳书院教育讲学、培育人才之滥觞。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