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略论商周时期青铜卣的起源问题——以罐形卣为例

青铜卣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比较重要的盛酒器之一,常出土于规格比较高的墓葬之中。它的分布范围比较广,东北到辽宁,西北至甘肃,西南达广西,都能看到它的踪影;形制变化多样,腹部     

试论两周之际青铜酒器的回潮现象

两周之际的中原地区,本已经消失的爵、觯、方彝、尊等青铜酒器,又以明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等姬姓高等级墓葬之中,本文试论这一回潮现象出现的原因。     

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

正青铜觥,是一种源于兕牛角制作的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式微。器身常呈椭圆形或方形,周身饰以纹饰;有圈足、四足或三足;盖上常为兽首形状,流部用于倒酒,兽首与兽背一体构成觥盖;有些觥的腹内还置有勺。因其流行时间不长,与其他器物相比,出土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和见于著录的青铜觥不到百件。山东地区考古近来半个多世纪发现的东周时期贵族墓葬较多,而西周的贵族墓葬非常少。     

生活在汉武帝身边的“犀牛”？

这是一件汉代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商周时期,“尊彝”是对祭祀所用礼器的总称,并不用来专指某种青铜礼器。到金石学发达的宋代,人们常把一类体型偏大的容酒器叫做尊,约定俗成流传至今。     

明代的饮酒风尚与瓷酒具

国酿酒相传始于夏禹时代的仪狄,商代酒具已相当丰富完备;爵、角、斝、盉、罍、卣、壶、觚、觯、尊、彝、勺、觥等,酒具造型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第一段]     

明代的饮酒风尚与瓷酒具

我国酿酒相传始于夏禹时代的仪狄,商代酒具已相当丰富完备:爵、角、斝、盉、罍、卣、壶、觚、觯、尊、彝,勺、觥等,酒具造型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不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酒具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     

流失的双羊尊

在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常常将“尊”“彝”二字联用,作为青铜礼器的共名。直到宋朝,才把一种盛酒器专称为尊,但实际上还是非常的混乱。甚至于还有的将觯、觚、壶等均称为尊。近数拾年来,才开始将侈口鼓腹,口径特别大的,高圈足的器物叫作尊。尊一般为圆形,也有少数为方形。     

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芮伯卣及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所见芮国青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的芮伯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芮国青铜器,与芮伯卣同墓出土的还有青铜大口尊。本文通过这一卣尊组合,及与相关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其年代在昭王时期或可早到康王晚期,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姞簋年代一致。芮伯卣之芮伯与芮姞簋之芮姞不可能是《尚书·顾命》芮伯或夫人。芮伯卣可能是从陕西陇县、甘肃崇信汭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流转到成周洛阳。     

周初筒形卣研究

筒形卣是青铜卣中形式较为特殊的种类,流行时间很短,发现数量也很少,但在周初青铜器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以往的学者在青铜卣的研究中对筒形卣多有涉及,重要的如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对青铜卣型式的系统研究中,将筒形卣列为单独的型式,在其下虽只有寥寥数十字,但有许多看法至今仍很值得我们借鉴;朱凤瀚先生将卣分为九型,其中筒形卣被归人H型中的b亚型,并注明为西周早期器;王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将卣分为三型,在长颈壶形卣和扁圆体罐形卣之后即为筒形卣,也指明了筒形卣属于西周早期这一年代特征;卢连成、胡智生先生的研究中也曾对筒形卣的年代与分布地域进行过大胆的推断。     

试论商代金文的装饰图案特征

商代金文特别是族徽文字表现形式独特,构形近同图画,与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十分接近,若混于装饰图案中,则难于分辨。附于文字左右的装饰图案主要有三类:兽面纹、夔龙纹及鸟纹,而易与文字混淆的的装饰图案主要有目雷纹、双目纹、龟纹、蝉纹、火纹等等。     

从玉器纹饰看良渚文化宗教信仰中的两类因素

良渚文化的玉器纹饰可分为两类因素和三个主题。两类因素,即以鸟纹为代表的自然崇拜因素和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因素,体现出两种主次不同的崇拜形式,在纹饰上它们表现为两种基本主题,同时它们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完整的崇拜主题形式。两类因素各自有着不同的源流。鸟祖崇拜在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尤其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良渚文化中仍有一定的表现。而以直系祖先崇拜为主要内涵的神权宗教,通过对氏族宗教的融合,在良渚文化中发展到极致,其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宗教内涵和艺术传统对商周青铜文化有重大影响。     

五千年前的人、鸟、兽玉组合器

The unity of man, bird and beast is a piece of jad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Liangzhu culture, the craftsmanship of which is fairly perfect. The shape has profound eannntations, that is, the unity of man, bird and beast stands for the jinn worship of heaven, earth and ancestors. Its appearance marks the end nf the preliminary religion and the coming of the systematic human religion.     

殷墟四期晚段遗存年代窥观

史称武王克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其后武庚叛乱,周公再度东征,迁顽民。据此可知,自牧野之战至于成王时期,小屯一带仍有殷遗民居住。既然如此,在殷墟显然应该有西周初期文化遗存。50年前笔者即撰文提出,后冈圆葬坑     

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

本文对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进行归纳、梳理,并通过与商代人兽母题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商代人兽母题纹样发展到西周时期,已明显发生了变化,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商王朝东征始自中商仲丁时期,此后直至商末,商王朝持续对东方夷族用兵。商王朝东征对商代的历史和商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推动夷族商化,二是商夷之间长期对峙,并导致夷族内部的分化。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并掠夺资源,晚商时期几次大规模的东征是征伐不服于商王朝的以人方为代表的东夷族。     

国博近年征集入藏的商代青铜器

我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在殷商时期达到了顶峰,商代的青铜器,正如甲骨文一样,成为商代文化的标志与象征之一,减如李济所说,殷商时代实乃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一座巅峰。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以文字为媒介的第一手史料,其在考古学与历史学中的价值,自不待言。     

两汉回首式走兽纹马具试析

饰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集中出现于两汉时期。该种纹饰原是北方地区特有的纹样,常见于牌饰等金属器物的装饰,具有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格。而其传入中原地区,则与汉代贵族强烈的猎奇心理密切相关。此类马具同时出现于地理跨度极大的南、北方地区,是汉王朝民族政策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

<正> 定州市新建铁路货场位于定州市西北郊的北庄子村北,占地面积204亩,京广铁路正从货场南侧穿过。1991年春季,根据定州市有关部门的反映,货场正位于省级保护单位——定州市汉墓群的保护区内,并且“中山简王刘焉墓(即M150)亦当在货场占地范围内。因此,在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省、地、县专业人员对货场进行了重点考古钻探和发掘。全部考古工作从6月初至12月上旬结束,实际田野工作历时五个月。共发掘各时期墓葬80座(包括M150),其中商代墓葬42座,大致位于货场的东半部(图一)今把商墓的情况简报如下。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