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华人参政是华人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经之路。基于马来西亚历史一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进行了剖析,由此揭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参政空间。作者认为,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主人是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的先民(4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河时期乘独木舟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远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创造了他们的独特文化。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民族与文化构成,也打断了土著民族自由发展的历史。1788年英国的库克船长在悉尼湾登陆,西方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在     

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引进与发展

澳大利亚于1973年从加拿大引进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处理移民问题。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平等-自由-管理三个阶段的演变,逐步完善。其社会和谐、文化认同、机会平等、责任平等基本原则和核心成分已被广泛接受。并被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澳大利亚文化和民族成分不可或缺的部分。     

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问题与统一后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

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非典型移民国家。为应对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国主流文化的整合问题,联邦德国形成了一套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一方面尊重和包容移民文化,另一方面要求移民必须在文化上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和宗教领域中的贯彻促进了德国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     

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看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

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需从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两方面揭示其作用和意义。研究者尤其应当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从全球化的高度认识华侨华人问题,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广度研究应对机遇与挑战的现实问题,从科学本身所要求的深度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和侨务工作的规律性问题。     

从同质社会到多元社会——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该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移民至澳大利亚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从而使该国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的种族单一性和文化同质性,“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到二战时澳大利亚总体上已成为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但是,二战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向公民社会转化的实践——以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例,探讨了马来西亚传统华人社团,从纯粹的华人社群组织逐步向公民组织转化的实践及意义。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隆雪华堂从公民意识出发,通过组织内部的革新与转型、民权运动、监督政府和积极建言等方式,塑造组织民主透明、自主独立的公共性格,在推动马来西亚民主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向公民社会组织的演变。作为华人公民社会的基础,在国际形势巨变和国内政局不稳的背景下,当前华人社团在公民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还受到内部阶层化、伦理规范和政治角色模糊、族群宗教关系等问题困扰。     

中国学者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中心

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美学界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亦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涵义、成因及影响进行了探析,他们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尽管美国学术界已对一批美籍华裔作家创作的文艺作品给予了特定的关注,但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没能成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大多数美国读者还是把这些作品视为局外人或另类人的故事.本文试图从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角度,对这批作品中的两篇著名小说做一些探讨.本文所讨论的两篇作品分别是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和汤婷婷的长篇小说<顽猴爷的赝书>.在讨论中,本文将专注于两篇小说所反映的一个海外华人共有的问题,即文化认同问题.作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谭恩美和汤婷婷都在其小说中着重表现了中国移民的母体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峙,居美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以及居美华人自身男女之间、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认同的问题就存在或产生于这类对峙、冲突和矛盾中.本文认为,两篇小说不仅揭示了以上种种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都努力为居美华人走出文化认同的危机指出了方向,当然两位作者所采用的视点和处理手法很不一样.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澳洲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参政诉求：2007年大选以来的变化

论文以2007年本尼朗选战为起点,分析了澳洲华人新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对政治参与意向的影响,包括2007年大选以来出现在澳洲华人社区的参政、议政诉求,华人参与澳洲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以及影响他们参与的若干因素。认为在澳华人已经成为澳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力正在显著提高,并且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参政模型分析

论文将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的参政情况概括为五种模型：选举型和委任型、全国型和地方型、象征型和实在型、主流政党型和华人政党型及华人选票型和非华人选票型,并运用这五种参政模型对当代加拿大华人精英的参政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认为华人精英无论采取何种模型参与加拿大政治,只要能成功进入主流社会,对改善华人在加拿大社会的公共政治形象,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都十分有益,对华裔新生代未来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是一个激励。     

Beyond Mainstream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sponse to Aaron Martin

Aaron Martin's (2012) recent article is the first to use survey data to compar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with that of older age groups in Australia. As such, it adds to our empirical knowledg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rticularly by emphasising the changing focus of young people's engagement. Yet, like most mainstream, and especially quantit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ers, Martin does not engage adequately with the growing, more critical literature). This response raises some of the issues emphasised in this literature, relating them directly to Martin's contribution. It has four sections: firstly,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Martin's main conclusions; secondly, a discussion of putativ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in forms of participation; thirdly, a consideration of broader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finally, a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is at the core of most broader discussions of the latter.

阿隆·马丁（2012）在最近的文章中首先使用调查资料对澳大利亚年轻人和更年长者的政治参与做了比较。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年轻人参与焦点的转移那部分,丰富了关于政治参与的实证知识。但与从事政治参与的主流尤其是定量研究的学者一样,马丁对于正在出现的、批判性的文献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根据这些文献提出跟马丁研究相关的问题。本文包括四个部分：1）简要评述马丁的主要结论;2）讨论参与形式变化的推定原因;3）思考更为宽广的政治参与形式;4）思考身份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那是在更大范围内讨论政治参与的核心问题。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之一。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在我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除具有一般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外,还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利益群体、社会资源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根据《公案簿》案例,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探析

论文论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的兴衰与转型。论文认为,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作为亚裔美国人运动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从校园斗争转向唐人街,开展"草根阶层"运动和"为人民服务"行动,力图发动普通华人向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争取应得的平等权益。他们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让唐人街失学的青少年、失业的劳工、贫困的租客等获得了一些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但是,这些左翼团体主张以"革命斗争"推翻美国政府,脱离了社会实际,因而得不到大多数华人的认同,有的只维持几年就解散了,有的转向"温和",接受了美国主流政治的游戏规则。虽然受特定时代思潮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在美国华人民权运动史上的贡献不应被遗忘。正是他们无私无畏的斗争,并发挥教育和引领的作用,才使得普通华人民众的维权意识得以提升,给相对保守"沉默"的华人社区带来一股革新之气。     

新历史观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批判——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站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市民社会本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具体内容包括：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在于分工基础之上的工业和竞争造成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离以及积累劳动与现实劳动的对立;由于货币和分工造成的市民社会的物役性和个人生活的偶然性,市民社会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奴役性分工的消灭以及生产力的全面占有,即实现共产主义。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及其保障机制的若干问题——以青海等省区藏族聚居区为例

政治参与既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尺度,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对于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既要大力推进,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加强引导和规范,使其步入制度化和有序化的健康轨道。本文以青海等省区藏族聚居区为例,就此展开调查研究,具体从政治参与的历史发展、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对策思路和保障机制等层面,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问题作一分析。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