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西汉青白连弧铭带纹铜镜年代考

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馆藏一件铜镜,因镜缘刻有两处金代铭文,被定名为"金仿汉青白连弧铭带纹铜镜"。笔者通过对此件铜镜器形、纹饰、化学成分以及金代铭文刻记内容的考证及对比分析,认为该铜镜的铸造年代应为西汉,镜缘的铭文乃经金朝府级"录事司官"铜器检验后所刻记。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关于贵州省博物馆的8件先秦青铜器

《考古》2005年2期刊发了一批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多件铜器上还有铭文,且铭文的字数颇多,有的达到76字。这样一批有铭文的铜器,自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文中刊布的先秦铜器有10件,其中剑7件,戈1件,笛1件,碗1件。其中除2件剑没有铭文外,其他8件皆有。我们认为这8件有铭铜器都是伪铭或伪器。有铭文的5件剑中,其形制可分两类。一类是扁形直茎,另一类是圆柱形直茎,有格。5件剑的铭文都刻于剑身一面的中脊两侧,由右向左作两行竖排。这5件剑的铭文摘录如下（括号中之字为笔者所释）。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谈“阳信家”铜器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的一号从葬坑中,出土一批西汉铜器。这批铜器中有十八件器物上刻有铭文。现就其中部分铭文作初步考释,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铜器铭文的考释竹节铜熏炉器盖与器座铭文均镌"内者",它和"内史","内府"相同,是汉宫廷内的官职。"内者"疑为皇宫中的女官。关于"内     

一件北魏刻铭铜造像

1961年6月27日,河北省平泉县商业局供销燃料库收购到一件北魏太和十三年刻铭铜造像,现藏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本文介绍了此造像的形制,并对其铭文做了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