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汉墓和杨家湾汉墓出土彩绘陶俑制作工艺研究

香山汉墓位于山东省青州市,杨家湾汉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都属于西汉中前期墓葬,分别出土了大量的陶质彩绘人物俑和动物俑。本文通过对香山汉墓和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陶人物俑、陶马和骑马俑的制作工艺进行研究,来说明西汉基本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彩绘陶俑制作工艺的特点和差别。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耳杯的髹漆工艺研究

为研究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工艺特点,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拉曼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和傅立叶红外光谱仪等仪器对木胎和夹纻胎耳杯残片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表明,耳杯的结构由内表面漆膜、内侧漆灰、胎体、外侧漆灰和外表面漆膜组成。木胎耳杯以榆木为胎,夹纻胎耳杯中的纺织品为麻类。红色漆膜的呈色物质为硫化汞。木胎耳杯漆灰层薄而细腻,填料主要为石英、钠长石和云母,夹纻胎耳杯漆灰层掺杂了大颗粒无机矿物,填料主要为骨灰、石英和钠长石。不同胎体的耳杯体现了不同的工艺特点。     

试析西安汉墓出土陶器的分体拼接制作工艺

在西安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制作方法不一,其中以分体拼接工艺使用较多。分体拼接工艺结合了轮制法、模制法和手制法,操作流程一般包括确定分体位置、制作分体、拼接、修整、装饰等多个环节。分体拼接工艺具有时代演变性,制作标准化、模件化与效率化,以及器物生活化、复杂化的特点,它不仅影响了丧葬习俗的发展,也推动着汉代制陶业的进步,相关内容对于研究汉代制陶史、丧葬文化以及考古修复工作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山东香山汉墓出土陶质彩绘文物材质及制作工艺的初步研究

山东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齐全陶质彩绘文物,尤其是陶马和陶俑上的彩绘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绘画工艺精湛,非常罕见。为了研究汉代彩绘及其制陶工艺等信息,本研究使用拉曼光谱(RS)、带能谱的扫描电镜(SEM-EDX)、偏光显微镜(PLM)、体式显微镜(OM)、X射线荧光光谱(XRF)、X射线衍射(XRD)、热膨胀仪等分析方法,对出土的陶质彩绘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批陶质彩绘文物制作工艺是就地取土,与水混合塑型,在900~1000℃烧制陶胎。其彩绘所使用的颜料均为矿物颜料,其中白色为方解石(CaCO3)、红色为赭石(Fe2O3)和朱砂(HgS)、黑色为炭黑(C)、紫色为人造汉紫(BaCuSi2O6),采用胶料调和颜料调涂刷绘制而成。这批文物的制作工艺属于典型的秦汉时期彩绘陶器的制作方法。研究成果可为相关文物的保护提供科学数据。     

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的抢救保护与修复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由于墓葬环境及出土后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木质文物糟朽、霉变、彩绘脱落,甚至崩裂,因而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与修复。为此对表面进行了清理,采用2%PB-72乙酸丁酯溶液滴管渗透的方法进行填充加固,对彩绘层用同样方法加固,对散件器物用汉代木材削制木销钉进行组装,对残损、断裂器物进行修复复原。保护修复后的木质文物适于展陈。本工作所用的保护方法对同类木质文物的保护有借鉴作用。     

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部分漆器的制作工艺及老化程度分析

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汉墓发掘于1995年,为西汉早中期的墓葬,其规模巨大,是四川省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座木椁墓。尽管早期被盗,但仍然出土了 1 000余件遗物。该墓葬出土的8片银缕玉衣残片,以及数量较多的漆木马、骑马俑和车舆组成的仪仗队,足以证明其墓主身份的高贵。为保护修复双包山汉墓出土的漆器,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量色散光谱(SEM-EDS)、X射线衍射(XRD)、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等分析方法对漆盘、漆耳杯、漆钵和漆木仓4件文物样品(编号分别为Q1、Q2、Q3和Q4)的截面形貌、颜料成分等髹漆工艺及漆膜的成分、老化程度等进行分析。红外分析结果表明,双包山汉墓漆器所用漆料为大漆,且不含桐油;截面分析结果表明四个样品均无漆灰层,Q1、Q2、Q4号样品内侧均是黑色的底漆层之上涂红色大漆,而Q3号样品内侧及Q1、Q2、Q3号样品外侧均是在黑色底漆层之上描绘红色纹饰,而Q4号样品外侧只有一层黑色底漆层。即大部分漆器为木材胎体表面直接髹黑色底漆层,其上再刷一层红色漆膜或绘制红色纹饰的工艺,少部分只有一层黑色大漆层,而无色漆和纹饰。红色漆膜表面平整,厚度比较均匀,而黑色漆膜厚度相差较大;EDS及XRD分析结果表明,黑、红两色漆膜的主要成分分别为炭黑和朱砂。该制作工艺不同于楚地漆器,但与马王堆M2、广州东山大墓、长沙市风篷岭M1出土漆器制作工艺类似,说明巴蜀地区与岭南、长沙地区可能存在漆器工艺或成品的交流。另外,SEM及FTIR分析结果表明,Q3表层无明显龟裂,且未出现降解所致红外吸收峰,相较于其他样品保存状况相对良好。相较于以往对双包山汉墓的研究,本研究更侧重于科技分析,如对漆器样品的截面形貌、颜料及漆膜的成分、老化程度等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双包山汉墓漆器的制作工艺及保存状况,并与不同地区的漆器制作工艺进行了对比,对研究漆器工艺或成品的交流提供了依据。     

中国出土的一批战国古玻璃样品化学成分的检测

对化学成分体系的确定是中国古代玻璃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用外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PIXE)、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ICP AES)等方法,对新疆、湖北、河南和重庆等地区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玻璃珠(包含镶嵌玻璃珠)、玻璃璧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同时存在PbO BaOSiO2、K2O SiO2、Na2O CaO SiO2三种硅酸盐玻璃,分布的地域范围从中国的新疆东部一直到长江、黄河流域,以及南方的四川、贵州等地区。中国古代的PbO BaO SiO2和K2O SiO2玻璃在技术发展上应该具有密切联系。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些玻璃的产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讨论。     

固原出土鎏金摇钱树制作工艺研究

摇钱树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随葬品,因其宏观结构及其空间造型的残损,致使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很难完整地显现出来。为此,本文针对鎏金摇钱树在开放性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病变,通过合金微观组织的科学分析,运用动态平衡的观点对微观腐蚀的时效行为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器物的空间结构和造型进行了研究,旨在揭示这一时期合金配置和制作工艺的特点,并使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能够全面准确的得以再现。     

新疆宋元时期也木勒遗址出土玻璃的工艺与成分研究

也木勒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考古发掘确定其为宋元时期的大型遗址。为探讨该遗址出土玻璃的成型工艺和来源,本研究以该遗址中的9个玻璃碎片作为对象,通过观察成型工艺,并利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LA-ICP-AES)技术分析样品的化学成分。结果显示,这批素面透明的玻璃片为无模吹制而成的日常实用器皿,成分上属于钠钙玻璃体系,Na_2O含量低,K_2O含量较高,并含有P_2O_5,助熔剂可能是含有草木灰的混合碱,成分特征与同时期葱岭以西中亚地区、新疆地区生产的玻璃器相似。结合新疆同时期玻璃器发现,多是装饰简洁,出土地点等级一般的普通实用性器皿,说明玻璃器已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反映出新疆地方民族政权较中原地区先融合了中西亚将玻璃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文化,形成了与中原玻璃器功用的差异之处。研究结果为丰富国内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研究资料,揭示新疆地区玻璃器的使用面貌,探讨宋元时期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

本文共对12件玻璃样品进行化学组成分析.其中,部分样品还进行了密度测定,X 射线衍射分析和显微镜观察.此外,还对一颗黄色玻璃珠的表面层进行 SEM-EDX 分析.结果表明,该玻璃珠表面有金箔涂层.根据分析结果,青海大通县出土玻璃的基础成分可归为三类,即铅钡玻璃(Na_2O-PbO-BaO-SiO_2系统玻璃),钠钙玻璃和钾硅玻璃(K_2O-SiO_2系统)。此外,还对玻璃的来源进行了探讨.     

山西定襄中霍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中霍墓地出土青铜器是研究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青铜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探讨该时期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墓地出土青铜器所包含的科学信息,对该墓地出土17件铜器的37个样品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另外还有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其合金成分有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两种,铜锡二元合金全部用于制作工具,铜锡铅三元合金用于制造容器。这显示中霍墓地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表明制作者已经能根据青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冶金术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较大的指示性意义。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校订释例

作者受委托作逯欽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的订补改编工作,确定的工作目标是:以现存宋前古籍文献为主要依凭,全面复核逯书的引文,参酌学界已有的成果,全面调查唐前诗歌的存留情况,对该书作全面的订补改编。本文对校订体例作了全面说明,希望听取学者的批评指导。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Chemical characteris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late Roman to early Byzantine glass from Beit Ras/Capitolias,Northern Jordan

The finding of considerable collections of glass artefacts, together with considerable lumps of glass chunks, fuel ash slag and kiln fragments related to glass processing strongly suggests a local secondary production (working) of glass at the Beit Ras/Capitolias archaeological site in northern Jordan from the late Roman to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glasses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the glass made during a specific perio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haracterise the chemical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late Roman to early Byzantine glasses excavated from this main archaeological site. Furthermore,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provide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that this site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major centre for the secondary production of glass during a period between the 3rd and the 6th centuries. For this purpose, a considerable group of raw glass chunks and vessel fragments of different colours and typologi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of chemical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glass did not show a clear difference in chemical composition between late Roman and early Byzantine times. All the glasses (artefacts and chunks) are of the soda-lime-silica type and correspond to the previously defined Levantine I glass group.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glass chunks, identical to that of contemporary glass of the same colour,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hese chunks were us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late Roman to early Byzantine glass at Beit Ras. The observation of technological features indicates that glass chunks were produced in massive tank furnaces in other primary production centres elsewhere, and were meant for local reworking. According to 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it can also be observed that mould-blowing was the main technique used for forming glass.     

明清期间景德镇祭红釉的化学组成对比研究及其科技意义

为了进一步讨论明清两代祭红釉的发展沿革,用探针型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技术测定了10片明永乐祭红釉和胎的化学组成,并结合已发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明清期间祭红釉和胎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的祭红釉相比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R2O＋RO（wt％）平均值约低20％,RO／R2O（mol/mol）平均值约低45％,RO2／R2O2,（mol/mol）平均值约高34％。明代永乐和宣德的祭红釉胎式分布RO：（m01）值均大于5．8,而清代样品均小于5．4。明清两代祭红釉化学组成的突然变化（shift）,可能暗示明代的制釉工艺在清代已经失传,而在清代则白行发展起来。     

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M162出土漆奁的髹漆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

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了大量汉代漆器,大部分漆器髹涂1～2层较薄的漆,但M162出土的漆奁残片却与众不同。本研究采用数码显微镜、X射线光电子能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扫描电镜能谱、X射线衍射等方法对M162出土漆奁残片的红漆层和漆灰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此件漆奁残片的漆灰层表面连续髹涂5层红漆,且每一层厚度均超出同时期其他墓葬出土漆器的漆层厚度,实属罕见。检视以往研究成果,这是目前发现红漆层数最多的汉代漆器标本,其制作工艺较单层髹漆更为复杂。而这种多层髹同种色漆工艺发展的原因,应当出于审美的需要,其进一步发展,或许可视为雕漆工艺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