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平”

<正> 一、释平甲骨文中的“平”原作“■”,字从臼从用从土,是一个会意字。完整的字形见于西周初期的《小臣(?)鼎》铭文,象人手持农具平土之形。“用”象征农具,可能是“(?)”,《诗经·臣工》云:“(?)乃钱(?)。”毛传:“(?),锄也。”《国语·齐语》云:“挟其抢刈耨(?)。”韦注:“(?),(?)也。”《释名·释用器》云:“(?)     

殷墟卜辞中的“箙”

甲骨中的“箙”字是象形字,典型字例可参看《甲骨合集》中的320、473。《说》云：“箙,弩矢菔也。从竹,服声。《周礼》仲秋献矢箙。”     

“■”字补释

本文在胡厚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卜辞和铜器铭文的考察,重新探讨了商代卜辞中的“”字,指出它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异体形式,加“王”符以别于复数“我”所表示的殷商集体,是一个用于特定场合的异体专用字。     

“鸡麓”地望与卜辞东土地理新坐标

甲骨刻辞中的鸡麓、鸡与奚所指实为同地,乃晚商著名田猎地之一,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汶水上游一带。入周以后,该地逐渐发展成为鲁国的边邑,即桓公十七年《春秋》经传所载的"及齐师战于奚"之奚。鸡麓地望的确定,可以为商末"泰山田猎区"提供一个新佐证,也是卜辞与金文东土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新坐标。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     

论甲骨学研究“全面深入”的新阶段(上)

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经历了前50年（1899-1949年）的“草创时期”、“发展时期”和后50年的“深入发展时期”（1949-1999年）。后50年取得了超越前50年的骄人成就。但是,无论从资料的掌握,还是从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等方面来看,1978年以后明显呈现出全面发展的阶段性。可以说,甲骨学研究自1978年以后在“深入研究时期”的基础上,进入了“全面深入时期”。其开始的标志,就是集大成的著录《甲骨文合集》的面世。因此,建议把甲骨学研究的后50年,划分为“深入发展时期”和“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文邑”考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H3403出土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自公布以来,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扁壶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0世纪,已属夏代的纪年范围。同时由于夏社及相关史实的考证,更可明其与夏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众所周知,甲骨文的发现对于印证殷墟文化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在认证陶寺文化的性质方面是否也具有与甲骨文同样的作用,这是我们渴望探索的问题。     

“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埔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览,以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出土文物为主,集1950年以来殷墟考占发掘出土文物的精品,是高度发达的商文明的物证。     

殷墟“王令某步”卜辞探讨

殷墟卜辞中有一类“王步”材料,内容为战争过程中商王及王师的行军活动或田游。除“王步”卜辞外,还有一类与之相近的“王令某步”材料,内容与商王朝的军事活动相关。目前,“王令某步”卜辞尚未在商代的军事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     

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

最近公布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一位当时还活着的、称为“丁”的人物,从卜辞内容可以看出其地位甚高。本文主要通过指出这批卜辞中与历组一类占卜同事的一组卜辞,肯定了“丁”就是当时的商王武丁。以“丁”称呼时王武丁,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尚待进一步研究。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定这批卜辞的时代,当为武丁晚期而非整理者认为的“武丁前期”。此外,这批卜辞中多次出现的一个整理者隶定作“”的字,应释为“速”,意为“召”、“召请”。旧有殷墟卜辞中一个或释读为“眚”、“软”、“喘”等的字,应释为“” ,读为咳嗽之“嗽”。     

甲骨卜辞田猎地“衣”之地望考——兼论衣、殷、邺之地理纠葛

甲骨卜辞中有一个重要的田猎地"衣"。过去的学者往往将其地望指在今河南沁阳一带。今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考证,该"衣"地不在沁阳地区,而在靠近殷墟的漳河流域。而"殷"、"衣"二字在古文献中每每通假,"殷"地之得名,当从"衣"而来。此地既是殷先公王亥或上甲微所居之故地(邺),又是后来盘庚迁都的所在(殷)。后世有"殷"、"邺"不分的情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说“口凡有疾”

殷墟卜辞中屡见“■(即《甲骨文编》151页第6行以下所录之字)凡有疾”之语。“■”当从徐宝贵说释为“肩”,“凡”当从唐兰说释为“同”。“肩”字古可训为“克”。“肩同有疾”,意即能分担王疾,反映了古人认为尊贵者的祸咎能移给臣下的想法。卜辞中还有“克兴有疾”之语,应与“肩同有疾”同义。     

“”三孔布地望考辨

1992年出土于陕西神木有一枚小型三孔布(图1)①,它的面文作"■"(图2),对于其面文释读及地望,学界争议很大。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币面文进行隶定,并对其地望做进一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币面文字隶定"■"三孔布币面释读存在许多争议。程纪中、童子玉、马汉民释读为"封氏",应指战国时地名"封斯",地望在今河北省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的构成要素,最关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在这两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上,湘、淮两者既在基本面上类同,也有程度不同的若干差异之处。对此予以论说和解析,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晚清“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晚清清王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重商主义"的传入,再也不能固守于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一方面清王朝统治者不再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开始采取措施改变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面对民族危机,广大臣民纷纷身体力行投身实业,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述因素的动态叠加即构成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秦都雍城姚家岗“宫区”再认识

秦都雍城城址区西北部自上世纪以来相继发现并发掘出一批重要文化遗存,如铜质建筑构件窖藏、凌阴、建筑基址和陶质建材作坊等,被划为姚家岗遗址区。早先曾有学者将该区域认定为秦都雍城的三大"宫区"之一,并判定这里即为文献中的"雍高寝"之所在。近年随着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有了诸多考古新发现,据此我们对该"宫区"的文化属性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它应是一处专业作坊区,其产品专供雍城相关宫区使用。     

原来“我”字是兵器

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尖端为三角刺,形状类似戈的一种青铜兵器。这种兵器异常锋利,可以毫不费力地刺透铠甲。《说文解字》中说:"我,古杀字"。多部典籍中可以看到,"我"是在当时征伐过程中使用率较高的一种兵器,主要的使用击法有"勾、挂、扎、挑"四种:它既可以横击,又可以勾杀,还可以扫、劈,而且分长、中、短三种,使用起来非常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科教兴区”的那段历史回顾

洪山区改革开放30年,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以及打造洪山科技一条街,是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全区人民创造精神与劳动智慧的有力体现。为此．每当看到洪山区为科技兴业而奔忙的川流不息的莘莘学子和洪山科技一条街上那一派现代城市特有繁华景象,我甚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