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

唐代的州过渡到明代的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唐、五代府的初创阶段,二,宋 代府的演变阶段,三,元、明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是演变的关键,它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 继承时期,宋大祖至哲宗（９６０－１１００）。二,大发展时期,宋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５）。三,持续发展时 期,宋高宗至度宗（１１２７—１２７４）。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地方实践与历史经验——以民国青海藏族社会为例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青海地方政府也开始在辖区内推广和确立统一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进而削弱基层地方势力。然而民族社会从传统体制向近代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有曲折和阻力,从而影响到早期近代化进程。文章以青海占比例较大的藏族社会为例,考察多民族国家早期政治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遭遇的实际困境,管窥其地区性、民族性成因与历史经验。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

正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     

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都察院是明代设立的重要监察机构,为风宪耳目之官,总负正风肃纪之责。明代对其所属监察御史的选用,要求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官吏。除了普遍性的清正廉洁这一操守要求外,还十分看重其"介直""骨鲠"的个性。在任职资格上,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打破了新仕进士不得除授御史之职的规定。明中叶后,监察御史选用"多不得人",管理御史的"宪规""条约"成为空文,御史不断参与到朝廷的政争之中,使明代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净化能力不断削弱,这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不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明中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景泰到嘉靖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连的重要文献。本文在笔者此前考察明洪武至正统时期6位皇帝即位诏书文本的基础上,继续以文本细读方式对景泰到嘉靖6位皇帝的即位诏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景泰、天顺即位诏突出即位合法性申明;成化、弘治、正德即位合法性无可置疑,诏书突出体现的是民生贫困和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对合法性有特别交代,并显示出鲜明的"去正德化"和限制皇权的士大夫改革意向。     

职能整合不应忽视行政分权——试论大部制改革中构造行政分权机制的必要性

2008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大部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进行机构重组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分权机制的构造,因为行政分权一方面是国外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必然性;行政分权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趋向,这一趋向不应为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所掩盖;此外,行政分权是新组建的大部长期存在、有效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必要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构造完善的行政分权机制。     

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

正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并认为这种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强调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存在,强调文化自然形成以及传承的特点,容易让人们忽视政治文化形成     

从敬神恤民到敛财虐民——解说明代的新官到任

明初,朱元璋御制《到任须知》,为到任新官提供指南.随后,明廷又将新官到任、复任加以礼制化,包括城外斋戒、入城谒神、望阙谢恩、僚属参见、宴飨父老等环节,旨在敬神恤民.国家层面的礼仪下贯到地方社会后,遭遇世俗化的革易,诸如缩短斋期、铺设银器、聚众看戏等,并由于私人权力的腐蚀而变形,以至于国家礼制的规定沦为敛财虐民的工具.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分化与整合

在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出现了诸如政治信仰淡化、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政治冷漠等政治文化的分化现象。重新整合我国政治文化,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明等方面着手。     

明代山西晋藩政治权势演变与地方宗教网络的发展

明代宗教发展深受政治因素影响,但宗室对宗教的影响并未受到重视。山西晋王府自洪武时期就积极参与地方寺庙兴建,之后由于政局变动,其宗教参与陷入沉寂,但成化后再度复兴。朝廷的宗教管制及明中叶兴起的毁淫祠运动是晋王府重回地方宗教空间的重要契机。寺庙通过王府敕赐匾额免受地方滋扰,王府则由王府官、低爵位宗室、姻亲及其香火院的僧道来扩大影响。至嘉靖时,太原已形成具一定规模的宗教网络。也正是王府的参与,使地方私建寺庙被最大限度纳入国家体系。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祀天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祀天向全社会展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人间与自然世界的终极秩序,并由此演绎出现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规范。这种活动透射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人眼中的"天"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这种抽象之天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符号的形式,凌驾于一切自然与人世存在之上,是一切人间制度、伦理、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同时,在明人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天"之意象的复杂性,有时会显露出自然的属性或者人格的属性。明朝皇帝、士大夫群体以及普通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明人宇宙、社会观念的重要内容。     

多封众建因俗以治——从历史文献文物看明代对西藏的治理

元朝统一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藏区,行使中央权力的有效管理达100多年。公元1368年,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中乘势而起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号洪武,国号大明。是年秋,明军挥师北上,攻取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中国中央王朝再演鼎革故事,全国各地纷纷弃元而归附明朝,藏区也不例外。招抚藏区旧元官员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廷派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深入藏区,招谕故元官员和各部僧俗首领前来归附。洪武三年(1370年)夏,明军大破驻守在陇右定西地方的元军劲旅,并分兵力由临洮西进,一举攻下西北重镇河州。河州本元朝“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从腹地到边镇:明代陕西镇的形成与演变

陕西镇是明代九边之一。但目前学界普遍将固原镇等同于陕西镇,认为固原镇的历史就是陕西镇的全部历史。本文以为,固原镇只是陕西镇后一个阶段。陕西镇经历了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天顺初,随着河套蒙古活动加剧,陕西镇守武将重设,陕西成为军镇。此后,为更好抵御蒙古,陕西镇守总兵开始移驻固原,其职责也以专门防御蒙古为主,正德时,陕西镇成为边镇,并名列九边之中。嘉靖初期,陕西总兵专驻固原成为定制,于是渐有固原镇的称呼,二者合二为一,最终固原镇的称呼成为主流。不过这仅是因地俗称的结果,其他制度并未改变。陕西镇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北部防线内缩所造成的内地边防化的尴尬和无奈。     

行政机关监督地方行政立法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行政机关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控制和自我纠错的行政行为。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有违法治的基本精神,同时在监督主体、审查标准和监督程序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既有的框架内,应从实体规则上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和审查监督的标准;从程序上完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改进对“审查建议”的处理制度,建立“改变”和“撤销”决定的公布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立法计划备案审查制度。     

从天理观到政治——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朱熹的政治哲学是以天理观为理论基础的,天理观的核心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政治哲学包括仁义为先、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君臣相辅等内容。朱熹政治哲学,成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也包含合理成分,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拉名下:明代宦官政治权力之传承与派系生成

明代宦官间盛行拉名下现象,大珰通过拉名下的手段,与小阉结成情同父子的本管/名下关系。双方关系一经确立,便须各尽义务,尽心维系。本管对于名下,行使家长的抚育、管教之责,并尽力提拔,将其培植成自己在内廷的政治权力接班人。名下对本管亦当恪守忠孝伦理,视若生父,追随左右。以本管/名下关系为核心,内廷宦官形成一个个利益紧密的同派群体,其组织结构犹如传统家族的血缘结构一般,呈现出主干分支式的繁衍形态。以此为基础,又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宦官派系,对朝廷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在外廷与内廷的权力角逐中,宦官派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宦官内部权力格局的形成与演化亦深受派系势力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为强化地方管治,明中后期粤东县级政区屡经调整析分。政区变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疆界划定和赋役摊派等地方资源分配问题,造成新县增设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本文以编撰于建县初期的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例,分析新县的内外困弊及其与邻县的都图纠纷,探讨当地官绅如何利用方志这块园地,通过有意识地书写地方历史来处理新县与原属县的利益纠葛和县际关系。     

明代广州城市自然环境及城市布局的特征——明代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地图研究

古籍地方文献中所绘制或收载的地图,是古籍记载地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图经》为早期方志之一类,又称图记、图志,其体裁形式是以图为主,结合文字说明,北宋李宗谔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北宋末年起,图经、图志、方志基本上融合为定型方志,图经逐渐被定型方志所替代,但地图仍是方志中重要的内容。古籍地方文献中的这些古地图,不仅以渐趋科学的形式记载了地方历史地理的演变状况,而且以其注记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人文信息,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