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古代文明图景

<正>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开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1)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于世界文明具有深远意义,表现为中国考古学100年来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     

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正>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1)本文就百年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历程及成果,略谈一点心得体会。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华夏考古学术论坛(三门峡・2020)

为迎接“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2020年12月4日,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华夏考古编辑部主办,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华夏考古学术论坛(三门峡?2020)”在三门峡市举办。     

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176页）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卜筮简研究综述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曾经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上世纪伊始,即有大批战国楚简出土,这些楚简材料为研究战国时代楚国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百年考古硕果累累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具有重要的纪念性意义。百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系统建构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断代考古、区域考古、专题考古等方面构成,在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体系中,考古学拥有其独特的知识体系、知识地位和知识影响力。     

“何以为夏？”

<正>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诞生的初衷,很大程度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因此,对夏文化的思索始终萦绕在中国考古学人心头。张光直先生称“夏问题”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对夏文化的探究困难重重,但其仍引得无数先贤时哲为之穷尽一生。由于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使夏文化变得如熹微的晨光,可望而不可及。但顾颉刚先生也不是单纯的“疑古”,他说学术有分工,他的工作是要打破对上古史的传统认知,而打破之后的重建工作就要靠考古学来完成。     

百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诗经》之分野及评述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演讲时提出的。当时正值新材料蜂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由此催生出的甲骨学、简帛学及敦煌学均成为显学。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大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距今恰好百年左右。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秘色瓷·耀瓷和汝瓷——思考与手记

一九八七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掘、清理,是唐代文物考古学的空前发现,是中国佛教文物考古的空前收获;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秘色”瓷器,更应被视为中国古代研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综览自一九八七年以来的有关研究文论,可以说是“秘色”瓷从唐代诞生以来,因法门寺的考古学发现而为契机,得到了一次全面、认真地总结,使得关心此课题的研究在眼界顿开的同时,又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更为广泛的思考与更为深刻的研究。     

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思考与研究

<正>动物考古学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科学和全面地采集,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和分析,结合考古学的出土背景进行探讨,认识古代的动物种类、古代的自然环境和古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人的行为,从特定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研究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①。在中国考古学中具备动物考古的思考是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几乎同时发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以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标志。而在1924年,     

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发现之旅

今年是中国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仰韶文化之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其发现之旅也颇具传奇色彩. 地质学家转行成了考古学家 仰韶文化的最早发现者安特生(1874-1960),原本是瑞典地质科学家,但因其对考古学的酷爱以及发现仰韶文化的成就,故又有了"仰韶文化之父"的美称.     

请到文物市场中去考古

2008年8月2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了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考古,乍一看是梳理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是一门极富想象的现代学问。”其所说“远古时代”我不敢苟同,但其所说“现代学问”我愿意大加赞赏。中国的“考古学”最初是指传统的“金石学”,后来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二者相结合,形成了我们常识中“考古”的概念。     

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

“九五” 期间,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上又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有所进展。研究课题多样化,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新的发现与研究,推进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中国历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在“十五”期间应重视学风建设;进一步加强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田野工作应进一步提高科学水平;加强课题意识,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问题,同时协调田野考古工作的布局和研究工作的重点;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     

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

<正>安金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是我国研究商代考古的巨头之一,他对商代考古的贡献将永远载于史册。安先生的一生确实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今年是安金槐先生100年诞辰,安先生出生于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恰恰也是这一年诞生的。安先生于1950年参加考古工作,这一年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安先生于2001年去世,这一年也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决定启动的一年。     

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历史简况“考古学”一词,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在欧洲,当时只是泛指古代的科学而言。到了近代才把考古学赋予了固定含义。中国的北宋时期,研究“金石学”的著述,可以说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所谓“金石学”,主要是研究钟鼎彝器和碑刻文字。到了清代,除了“金石学”之外,新出现了“古文字学”。到了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进行了整理研究,使“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有了新的发展。另外,在清代还出现了“古钱币学”和“印章学”等。尽管有各种学科的出现,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金石学”或者称为“古器物学”的圈子。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是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为我们提出的有价值的、可以繁荣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从近代起,通过实践,学者们已逐步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有的学者甚至用概括性的语言——“美国考古学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来表述两者的密切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伦弗鲁讲到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时明确地指出:“在过去,考古学单纯地被视为重新发现历史实物的一种技术;进行发掘的目的,只是在于发现和组织一些相互联系的表象描述.用G.柴尔德的话来说,考古学者是‘拼凑过去’.今天,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考古学正趋向于突破这一点.”“二十年以前,考古学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从实物出发,即注意整理材料;今天的考古学将要‘从问题出     

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正>目次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二主导考古学人才的培育三为考古研究引航掌舵四致力学科体系和严谨学风的建设五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2020年2月是夏鼐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同年6月又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夏鼐于1985年6月19日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