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什么对日本采取了“诉诸国联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的政策是以国民政府中央部分领导人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在直接交涉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策略的必然选择;最后,申诉外交政策的抉择与国民政府和国联关系的发展有关。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斗争主要是依靠国联。力图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日本撤兵。在这一外交斗争中．作为国民党中央对日决策研议机关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外委员在1930年9月30日至1932年1月2日间,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的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绝不是"听命中央"而是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张学良与日本政客有暗中交易,希望通过收买日本政客,进而放缓或者阻止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是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1932—1933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罗文干1932年1月28日至1933年12月2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在此前提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同时,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蒋任命罗兼任外长;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罗因之被免职。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论锦州中立区计划

锦州中立区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向国联提出的应急措施,其目的不仅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保全锦州,以争取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诱使英、法、美等列强直接介入,以得到国联和美国行动上的支持。在国联讨论这个计划的同时,中日双方在南京、北平等地进行了交涉。由于列强拒绝担保、日本态度强硬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1932年国联工程专家考察导淮 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

193 2年 1— 3月 ,国联运输交通组应国民政府之请 ,延聘三位工程专家组成委员会来华 ,在当地有关机构协助下先后对黄浦江港务、淮河流域、海河至永定河一带水利状况进行考察 ,并作考察导淮、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该报告书反映了 3 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国联指导帮助下开展治水、防灾、港务等活动的情况。考察经过纪要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行政院宋副院长致书于国联运输交通组 ,请派专家来华 ,研究治水、垦荒、防灾、港务诸问题。国联运输交通顾问技术委员会乃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召集第十六次会议 ,议决合作办法 ,并授权于…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促使中日和解的尝试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促使其接受国联的调解;一些小国则希望国联将日本作为侵略国进行判决与处置.起初,在大国的主导下,国联对日本一再让步.但日本政府采用"焦土外交"策略,坚持要求国联完全采纳其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国联判断日本无意和解,态度转向强硬,询问日本是否会坚持伪满独立.日方作出肯定回答,最终使国联放弃和解工作.国联主导下的中日和解,是在最低限度维持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对日本妥协方案的过程.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根本原则,导致和解工作归于失败.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随后,国联通过决议,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即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美国期望借布鲁塞尔会议调停中日冲突,故一方面设法劝说日本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做出让步.然而,日本两次拒绝邀请,加之负责调停工作的小委员会未能成立,美国的设想最终落空.美国希望在调停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在援华制日方面不愿当头,美国的"有为"和"无为"反映了其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限度,亦折射出美国远东政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     

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为研究者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中日冲突提供了一个窗口。日本对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态度颇为多变，从反对调查团方案到倡议组建调查团，再试图劝诱与引导调查团，最终质疑与否认调查团，态度反复的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日本始终企图贯彻“满蒙经略”国策，并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诱导国联调查团为己“背书”。日本因应调查团除利用调查团的时间差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企图外，还存在借助调查团实现伪满洲国地位的国际认可的动机，但最终异化成日本因调查团否认伪满洲国而反对调查团，并最终以退出国联相抵制。     

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的中山陵园之行

国联全称国际联盟,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百般退让,寄希望于国联的居间调停并进而对侵略一方日本加以制裁,结果不足两万的日军节节进攻,仅三个月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下)

1932年1月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在京各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长、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主要任务在消灭战祸,誓保主权,积极抵抗。△锦州驻军全部撤入关内,辽宁省政府由锦州撤往滦县。△中国出席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白里安,请国联速采紧急行动,制止日军侵略行动扩大。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日军攻占锦州之态度。1月3日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等将领电京,请速订大计,下全国总动员令抗日。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与基本原则

本件史料辑自馆藏国史馆档案,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概况,与本刊2003年第2期刊发的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史料相比,成文机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当有互补作用。现予刊出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