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到权术——古希腊和近代政治学对人性的认识

古希腊传统思想认为正义是对天然秩序的遵从,城邦的目的就是在自秩序中达到善。然而约定主义认为没有自然存在的秩序。本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等哲学家对秩序问题的理解重新加以认识,认为西方政治和哲学观念的发展及其现代性危机,最终导致对与错、善与恶之间价值标准的消解。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的勃兴背景:一项历史学的综合考察

丰富而悠久的前城邦时代的宗教文化遗存,前城邦时代向城邦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契机,以及公元前8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政治形势,共同构成了古希腊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勃兴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从本质上讲,古竞技会的勃兴,体育竞技联袂于泛希腊节庆,反映了长时段的古希腊宗教文化积淀的成果,顺应了古希腊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昭示着城邦公民政治崛起的新的历史转向。     

转型期村庄权力秩序的冲突与调适

村庄权力秩序可以分为外部权力秩序和内部权力秩序。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步入现代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村庄权力秩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突,集中表现为外部权力体系的冲突和内部权力体系的混乱。要进一步提高村庄治理绩效、实现有效治理,必须理顺村庄治理的外部权力秩序,规范村庄治理内部权力的运行。     

中华疆域观念与历代边疆政策--以东北疆域为例

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服事制、郡县制、羁縻制 ,最后构成中华多元一体的疆域观念与制度 ,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的统治体系与秩序。古代东北地区的疆域史与边疆政策史均属于中华疆域史的范畴 ,呈现为东北地区与中华帝国的紧密联系与不可分割。     

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先秦城市比较研究——从东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关系透视城市本质特点

以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结构、特点为界标,来框定东方历史的发展,在文明与城市发生科学和城邦制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强调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有相同的城邦;西方有古典民主政治,中国有与之相同的“公卿执政”的民主时代及城邦是人类社会“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是“泛城邦论”强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学术认识观之     

古代东非沿海的城邦

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学术界已引起广泛的兴趣。本文作者以非洲东部古代城市为例,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城邦问题的见解。作者认为古代城邦不是古希腊所独有,古代东非也有城邦。东非的城邦是有统一经济的奴隶制城市国家。 东非城邦不能发展成大国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沿袭阿拉伯的素丹制、不与当地土著融合、文化落后,但主要的还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打断了城邦的正常发展。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两种城邦人口思想

古希腊城邦崇尚独特的有限人口论,这种以少为美的人口思想,与同样植根于城邦语境的理想国学说融合为一种思想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身为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沿用该范式,构筑小国寡民的城邦蓝图。但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却背离了该范式,歌颂本邦人口的增长。究其因,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缺乏城邦公民的政治实践,其对小国寡民的坚守,出自学术传承和高尚空想;而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多参与城邦政治,目睹了列国纷争、大国入侵的危局,理解人口有限是制约城邦国力的现实因素。故而,继承有限人口论,体现了一类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城邦人口思想的固守;挑战有限人口论,亦反映出另一类人文主义者为应对时势而做出的思想拓新:二者对于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观念,均具有深刻意义。     

公民权利词义溯源

古希腊是被认为是权利思想最早产生的地方,当时的权利被定义为正义的标准,表现为个人的特权。公民一词,同样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具有公民资格是参与城邦管理的前提,也是享有权利的条件。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则受到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影响。     

公民权利词义溯源

古希腊是被认为是权利思想最早产生的地方,当时的权利被定义为正义的标准,表现为个人的特权.公民一词,同样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具有公民资格是参与城邦管理的前提,也是享有权利的条件.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则受到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影响.     

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影响古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半岛山脉纵横,内陆的交通异常不便,从而使各城邦之间相对封闭,各自为政,难以统一。同时,希腊半岛多山阻隔的地理形势,造成希腊半岛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稳。而这种由地理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加剧了各城邦的分立。三面环海使古希腊航海业发展迅速,加强古代希腊奴隶制城邦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同时频繁的海外贸易活动,也使希腊人练就了善于探索,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但岛屿众多耕地有限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的需要,于是古希腊人开始了海外殖民活动。古希腊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古埃及文明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使得古希腊易于吸收两大文明的积极因素,达到文明的顶峰。     

试论阿凯亚城邦联盟"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的组成

阿凯亚城邦联盟是希腊化时期希腊本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其政治体制作为古希腊城邦联盟制的代表,值得关注."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是阿凯亚城邦联盟的公民集会,是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系运作中的核心.本文从波利比乌斯<历史>的一段文本出发,讨论"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的组成.     

论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制的礼仪性

外邦代理人制度是古希腊邦际关系中的一项制度。古希腊城邦常以相关法令任命某城公民为本邦在该城的外邦代理人。泛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颁布的相关法令存世最多。该城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即刊刻相关铭文,并于公元前3世纪达到顶峰。以德尔菲为代表的宗教圣地虽沿袭了此项制度,但其法令的措辞与实际功能均有别于其他城邦。在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只是礼仪性的嘉奖,其实用性已然弱化。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从公共空间的视角 ,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 ,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 ,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 ,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     

《希腊城邦制度》读后

顾准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膜史笔记》一书的出版,是我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中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近年来,随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对古代希腊的研究也渐趋活跃,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希腊哲学和文学的专著和译本,也发表了一些古希腊历史方面的论文。但是,总的说来,我国古希腊史研究这个园地,仍然令人感到寂寞。《希腊城邦制度》一书,虽然是顾准因过早辞世而未写完的笔记,但由于选题的重要和涉及问题的深度,它仍可称为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关于古希腊政治经济制度史的第一部专著。     

希腊文明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为祭祀宙斯神举办的全民族体育盛会,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希腊文明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地理环境、城邦政治等因素孕育并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反过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希腊文明的理解。     

城邦：无国家的社会——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

贝兰特认为,古希腊城邦缺乏“传统”国家定义所说的对内强制力量、明确分化的阶级和政府机构,因而不具备国家资格,而是人类学所说的“无国家的社会”。汉森、格里宁以及范德弗利特等学者针锋相对,认为希腊的城邦机构复杂有序,司法机制和公民参与较为突出,是民主制的早期国家或公民国家。这场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实际上折射了古典史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分歧。     

古希腊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述评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的代表则是古雅典.因此,要研究西方文明就必须先研究古代希腊的历史,而研究古代希腊的历史又必须研究古代雅典城邦的历史.     

埃斯奇奈斯《诉提马尔霍斯》涉同性恋法律译注

《诉提马尔霍斯》是古希腊演说家埃斯奇奈斯所撰诉讼演说,上载涉同性恋诸法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展示了其背后的法律以及制度诸因素。经分析可知,古希腊人并不禁止同性恋行为,但雅典人将从事性交易者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情节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