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中华文史网"发刊词(外二则)

“中华文史网”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今天正式开通了。它旨在发布以清史编纂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资料和各种信息,其范围将涉及史学、文学、哲学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是认真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举措,表现出国家对社会科学的极大重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华文史网”作为清史纂修的一个辅助性工程,其成功开通预示着清史项目将高质量地如期完成,也预示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宏扬。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任何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建设事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网络平台介绍、宣传自己,展开各种活动。“中华文史…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认识

<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和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做了深入阐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而“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左’比右好”述评

“左”右错误的干扰和影响,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在今天,既存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干扰,又存在着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僵化思想干扰。为了坚持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思想理论上及时排除“左”右干扰,尤其“左”的干扰,特写此文,以示浅见。长期以来,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和论调。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好心要革命,右是存心反革命;     

为政以德的理论智慧与现代转化

<正>“为政以德”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核心表达。作为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亦构成了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契合点。一、“为政以德”出处及其解释脉络     

近二十年来关于“儒”的研究动向

近二十年来关于“儒”的研究动向赵寿凤郭玉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就会知道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思想界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所谓儒家思想,依据一般的解释,即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但是,什么是“儒”呢？为什么要把孔子的思想称做儒家思想呢？对于这些问题,应...     

“心治”“身治”与“法治”——析法家政治思想中不可解的内在矛盾

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建国以来,已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尽管“四人帮”时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儒法斗争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理性探讨。只是,这种研究,却存在着不少令人怅然的缺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只看到法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却极少注意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足以泯灭其进步意义的激烈冲突;只赞美它的革命性,却无视其思想结构中无法排解的足以抵消其革命性的内在矛     

邓小平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出山。当时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都涉及到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一种是“两个凡是”的观点甚嚣尘上;另一种则是呼应国际上“非毛化”思想对毛泽东全面否定。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详情请看《邓小平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一文。     

“中华文史网”3月28日开通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中华文史网”已在2 0 0 4年3月2 8日开通。“中华文史网”的宗旨是发布以清史编纂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资料和各种信息,其范围将涉及史学、文学、哲学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因此,它即是为清史纂修提供现代化技术支持的工作网站,同时又是一个努力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各个分支的学术网站。“中华文史网”所设栏目及内容如下:一、清史纂修1 机构组织　　2 纂修缘起　　3 体裁体例　　4 档案利用5 文献整理6 纂修工作二、清史研究1 学术中心2 海外研究机构3 史苑4 学者书林5 研究刊物6 重大…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

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史学集刊》2003年2期)的立论,和我近年考析汉儒的文字针锋相对,感觉有必要对考论汉儒所牵涉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提出来讨论。本文“(一)理论篇”讨论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回转到人类文化历史学”的新趋向;这是转向到美国人类学大师罗拔·列德夫(Robert Redfield,1897—1958)所重视的文化“大传统”——对整体文化发展变化的多元和全面意义的理解,综合为文明史的研究——“人文·精神文明”。以中国传统观念来说,聚焦于文化“大传统”,是以“君子”的“价值”理念,来理解和批判两汉儒生;聚焦于文化“小传统”,是以“小人”的“行径”来体认两汉儒生。顾炎武以“大义”、“节义”等理想理念来评论《两汉风俗》;吕思勉、蒙文通(以及臧文未指名的钱穆师和我)则以汉儒“要改正当世社会组织”(传统谓之“济世淑世”)的“志士仁人之公意”、“洪流”来解释新莽政权之兴起;这都是从儒学的“人文精神”“淑世理想”和“学术理念”(文明“大传统”的价值理念)着眼;因而成为聚焦于文化“小传统”价值取向的臧文批评的标的。本文续“考论篇”将进一步讨论在历史考证和分析上研究汉儒的实际问题。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略论朱长文《易经解》对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

朱熹《周易本义》是最著名的解《易》著作。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是其学术渊源,众说纷纭;二是《周易本义》之《贲·彖传本义》有云:“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此“先儒”为何人,是一桩千古公案。经比对研究可知,“先儒”乃朱熹五世族祖、北宋著名学者朱长文,《周易本义》的直接渊源是朱长文著《易经解》。     

一部创新之作——读《天理与人欲》一书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既要对所研究课题的既有成果充分掌握,广泛汲取;又要勇于创新,不囿成见。王育济先生的《天理与人欲》就是这样一部“有述有作”,“既有继承,又有创造”,“足为一家之言”的学术力作(引文见漆侠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这当然首先表现在作者提出的儒家理欲观演变的三种形态,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儒学理欲观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发展进程上。对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

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之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有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已是一个国内国际有影响的党．以后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

如何确定中华历史疆域的标准是中华史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人为的规定一种标准,把复杂的历史疆域问题简单化。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政治──文化中心有层次之分,一个政权（包括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转移,应对其转移的疆域归属作出正确判断。所谓“一支两用”史观正是因错误判断民族归属与历史疆域而产生的错误观点。     

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

<正>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呈现从秦汉单一式郡县制的“中国一统”到元明清复合式“华夷一统”两个阶段的递次嬗变。秦汉至隋唐的郡县制“中国一统”，以郡县官僚制直接管辖编民的方式，将长城以南“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农耕区置于统一政权之下，进而为元明清“华夷一统”提供不可或缺的汇聚核心及前期基础。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     

司马迁历史学形成的基础和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司马迁的历史学是我国封建生产关系刚刚全面法典化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在历史学上的反映。秦汉以来封建生产关系作为主导倾向而逐步统驭全社会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司马迁历史学和当吋地主阶级其它意识形态相同的一般属性。统一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有统一的文化;由兼并取得一统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要求生产维护其现实利益以至长远利益的理论体     

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性的三层结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这是一个体现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的重要判断。本认为,这一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观念问题,存在着一个三层结构,人信当家作主的至上性及其相对性;党的领导的关键性及其相对性;依法治国的紧迫性及其相对性。这三之间的相互联结,构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的制高点。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