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制约机制看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党内监督体制是实施党内监督的物质形态，由机构、人员、制度等要素构成，属于外在的“硬件”范畴。而权力制约则是贯穿于党内监督过程中的本质要求，属于内在的“软件”范畴，其核心是权力行使必须受到相应权力的制约。只有把权力制约机制融入党内监督体制之中，党内监督才能强而有力并富有成效，这已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内的监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入手，探索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党内监督的本义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就面临…     

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的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人们比较注重研究其“远因”,也就是瞿秋白过去的经历,如国内外种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性格特点、党内遭遇等。对该文写作目的的研究则大多指向未来,如“暴露内心”或者“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等。那么《多余的话》的写作有没有“近因”,即“当下”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他到底想要说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必须在临死前说清楚这些事情呢？     

剑胆书魂品舒同

在共和国开国功臣榜上,舒同是有作为、有才华的一位。毛泽东说他是“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枝笔”。他为人讲诚信、认死理,有时耿直到伤和气的程度,由此又有“毛驴子”的名号。他的风雨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细细品之,对我们这一代人极有教益作用。     

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对华认识的由来与行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柳建辉“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特定的国际环境,党内极“左”思潮的极端发展,毛泽东晚年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某些失误等。但其中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党内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其中1942年延安整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等历史节点,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从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演进中,可以得出如下深刻启示:党内政治生活是治党管党的重要支撑;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重大历史转折紧密相连;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权威性党规加以规制;党内政治生活重在落地和行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内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且提出了“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创新思路,使“党内和谐”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重要议题。本文就“党内和谐”的内涵、价值及其路径选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分析。     

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谈到干之与胡风的关系,还要从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那场笔墨官司说起。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先生交往甚深。周扬当时是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党内文学工作者的“围攻”。干之知道周扬与胡风的私人关系不好,但始终认为这桩“公案”应作为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分歧来解决。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周     

邓小平疏散谪居南昌的日子

“文革”伊始,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因向首都高校派驻工作组,被造反派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软禁在中南海三年,经常遭到激烈批判。     

两周金文中连词“则”的用法研究

“则”是古汉语中一个常用的虚词,然关于其词性、始见时间、具体用法等都还存在着下同程度的分歧。过去或认为连词“则”甲骨文中已见,但今天多数人已不同意这一看法。作为连词“则”应始见于两周金文中,其在两周金文中的用法代表了它早期的应用情况,对汉语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两周金文中的虚词“则”均当视为承接连词,具体则有出现干具有顺承语义关系的语句中帮助表示时间上的承接、出现于假设复句中帮助表示事理上的承接、出现于具有对比关系的复句中帮助表示对待关系三种不同用法。     

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3）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南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     

张闻天关于"包产到户"的笔记

1962年7月,张闻天在酝酿、写作“集市贸易意见书”的同时,还思考了有关“包产到户”的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福建等地农村干部群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难关,保存生命,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怎样看待“包产到户”,引起党内重大争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成为主流。采取了纠正、强扭的办法,但纠正了一个时期,农民不满的很多,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继续发展,“责任田”反而扩大了。     

“文革”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国民党在江苏的派系斗争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民党在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已形成“左”、“右”两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之分,更是名称繁多。有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首的政学系,张继、谢持、邹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     

色彩斑斓的古代项链

“项链”名称,不见古籍,在民国时期的书刊中才见这种提法。上世纪20年代“项链”之名才较为多见。尽管它的名称出现较晚,但作为人体装饰中的佩戴习俗,却早已存在。在现代汉语中,颈、项二字,意义相通。但在古代,二者却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头颈前面部分为“颈”;而后半部分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