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汉垦荒创办家庭农场

胡炳汉,1935年出生于黄陂县长堰镇胡新咀村.50年代迁居武湖农场新光队肖家湾.1958年入党,当过新光队党支部书记、武湖农场食品所主任、分场副场长、总支部书记等.曾出席过孝感地区行署召开的劳模大会.1993年内退,1996年正式退休.每月享受退休金400多元.老伴是家庭妇女.夫妻俩育有三男二女,均已成家立业,生活可过.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嚼不动的鱼

1977年秋天,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放到了湘西南的邵阳新宁县双罗大队农场,成了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下放的那个大队,老乡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刘姓居多,于是有一大半的人叫刘有油、刘有粮、刘有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每餐能有米饭吃,炒菜时能多放点油盐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大队农场,知青加各小队抽调来的老场员一共15人,管理着20多亩水稻田和50多亩旱田.当时我每月的生活费是3元钱,一个月难得打一次牙祭.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吃饭便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武湖电线电缆厂述略

我们武湖电线电缆厂是一家挂靠集体的私营企业.自1992年建成投产后,可生产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铜铝芯皮线、高低压架空电缆、铜铝芯护套、铜铝芯索线、钢芯裸铝绞线等130多个规格的品种,产品质量达到湖北省质量监督局检测标准,并行销本省及湖南、四川、安徽省份.1996年,我个人当选为县工商联执行委员,1997年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乡村之眼

来自青海湖农场一分场的年轻小伙子张志钢摆弄着刚刚领到的摄像机说：“有一群普氏原羚就生活在我们农场的草场上,我平常监测巡护时就经常看到它们。我要拍一部我们农场的普氏原羚‘活字典’,哪怕最后没有人看这部片子,我为我自己拍,也要坚持拍下去!”这是发生在青海湖畔刚察县“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牧民影像纪录培训班第一课的场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让老百姓自己参与到自然保护中是我们的宗旨”。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鲜为人知的黄陂"月亮湖"

黄陂有个武湖,是人尽皆知的,却少有人听说还有个“月亮湖”。月亮湖的形成,只是近十几年的事。     

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

全国开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也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庐山会议下来我挨批斗,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     

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

1951年,黄泛区农场建场时,我是场里的拖拉机驾驶员。1954年春天,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外国人。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的,也不是来参观学习的,而是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其中既有参加侵略战争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这些人组成了当时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随他们而来的有两名翻译人员,还有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徐文俊。徐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专门负责这些外国人的劳动改造,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     

深藏市井的“一路吉祥”

我生在长沙清水塘瓦屋街,那也是母亲、外公以及母亲的几个弟妹老宅所在地,而在1970年代初母亲由北正街老字号“北协盛”药店调到中药一厂(公私合营前,它叫九芝堂)后,全家就成了砂子塘的居民,从此我在那里生活了30年,直到2002年,我买了自己的房子,搬到一路吉祥.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天机：“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内部控制使用的!”     

怀念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

1942年,党中央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全胜,向全党发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伟大号召。1943年5月间,我奉武湖行委会之令,以大(悟)(黄)陂中心乡青干代表之身份,参加豫鄂边区党校中级班学习、整风。当时正逢边区党委机关转徙时由陂安南经过,因而我们便跟随党委一道,经大悟越过平汉铁路赴应山去。     

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统”一词似乎成了一些美好事物的专用语,例如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敬老爱幼、讲究礼仪等等,都被说成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而在史学方面,“秉笔直书”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如果“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等”（《词海》语）就叫做传统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既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曲笔欺世的传统。要承认这一点,是令人不舒服的,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客观冷静地检讨这一现象,对于继往开来,升华我民族素质,开创更好的未来,是很有必…     

敦煌巡游

一 从1977年11月到1999年7月,我去敦煌已经有27次了,并在当地学界、政界、新闻界、文艺界交了不少朋友,也拜了许多老师。就创作生涯来说,称敦煌是我心灵与诗魂的故乡,绝非一句侈言。因此,每次车经“文化路口”,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种探亲的急切。 27次的敦煌之旅,最值得记忆的是第一次与末一次。首到敦煌是个初冬,从西门进城,只见街是黄土街,房是黄土房,就县委大院里有一幢红瓦白墙的平房,和一个标有“WC”的木板厕,据说是为接待杨振宁博士而专修的。招待所也设在院内,土房、木板床,惟有被褥厚实,敦煌本地产的棉花纤…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嚼不动的鱼

1977年秋天,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放到了湘西南的邵阳新宁县双罗大队农场,成了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下放的那个大队,老乡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刘姓居多,于是有一大半的人叫刘有油、刘有粮、刘有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每餐能有米饭吃,炒菜时能多放点油盐就心满意足了。     

忆林枫同志二三事

我和林枫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0年,当年我们都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北平市做地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在山西和建国后在北京我们也都有接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惨遭迫害,不幸离开了我们.回首当年思绪起伏.     

回忆水生蔬菜专家孔庆东先生

正1950年,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昌办事处拨交长春观一部分庙产成立了武昌农场,时至今日的66年漫长岁月中,武汉市农科院蔬菜所历经变迁,由武昌何家垅到青菱乡,再到现在的黄陂武湖和江夏郑店。在此工作、生活的南下干部、归侨学生、下放知青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和普通职工不胜枚举。这里面,孔庆东先生当属佼佼者,他为人师表,德艺双馨,堪称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