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是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法律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范畴,二者有不同的载体和运作方式,有不同界定和严格界限,区别是明显的。然而,二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郝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者形威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都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形成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入世"后的德治与法治应用问题初探

我国“入世”后,已进入到东西方道德交叉、世界法律与中国法律如何共存的实践中。笔认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应用,必须坚持以本国的国情、利益和原则为前提,借鉴西方道德、法治适用之处,以提升我国德治的高品味、法治的科学化程度。     

高度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以道德为支撑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道德和法律是构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构建高度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以劳动法律为其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更需要以道德为其提供更大范围与更高层次的支撑。     

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近代以来,家族制度问题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日本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经济生活都被置于“家”的观念的束缚之下,可以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及家族道德有密切关系。“君臣一家”、“劳资一体”、“企业一家”的观念,便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在日本人的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中的突出反映。本文拟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张之洞与晚清法律教育

晚清国内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严重缺乏,张之洞积极倡导与推行近代法律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与专业,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法律,创办与发行报刊介绍西方法律知识。虽然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制约着他不能学习西方法律的民主精神,但其倡导近代法律教育的积极主张与各种实践却促进了晚清法律教育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推动着中国传统法律教育走向近代化。     

文物修复的可识别原则探讨——以青铜文物修复为例

随着西方现代文物修复理念的普及,文物修复的可识别性原则已是体现文物真实性与遵守文保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准则之一。但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青铜文物的修复可识别共识仍未形成。通过文物真伪关系,文物保护道德,中西方可识别差异等三方面的分析,提出荧光可识别的新方法,兼顾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又符合了当代西方文物修复可识别的要求。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逐渐凸现出种种职业道德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本文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读解经济与道德关系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上的本质与表征,进而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道德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

在 1 90 0年义和团事件过程中 ,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和直隶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劫掠活动。这些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物品的处理方式 ,引起了欧美媒体的关注。一些作者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 ,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 ,提出了当时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强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途径等一系列新认识。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探究

道德与法律都作为社会调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区别,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在作用发挥上是相辅相成、协调共生的,但在实践中,彼此发生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本文将从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视角,分析二者相互关系,简单阐述在冲突发生时,对服从法律和遵守道德的选择以及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研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学思结合,坚持知行统一,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在学好思想道德、法律知识的同时,努力把道德与法律的认知转化为实践。本文从实践教学的意义、内容的选取、开展形式和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浅论人性与道德

关于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被古今中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满意的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道德观进行阐述,来探讨人性与道德的关系,并找到人性走向道德反面的三个原因。     

道德管理浅析

目前,对管理和道德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管理学并开始着手管理道德的研究。一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的管理道德著作和论文;另一方面,着手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开展研究,特别对经济道德的研究尤为热烈,许多研究经济道德的著作都涉及管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集中在三个层面:管理与道德"何以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管理与道德结合"何以可能",阐明结合的内在依据;管理与道德"如何结合"。     

西欧农奴制初探

对于西欧的农奴制,国外已经进行过长期详尽的研究。但西方学者大多是从法权、制度的角度研究它的,很少从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考察,因而有些问题不清楚。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法律现象,也不能对它作出深刻说明。因为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之下,“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