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

新式学校建设是北京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其发展为城市空间带来显著变化。研究近代学校建设过程对城市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末庙产兴学既有利于新式学校建设,也利于北京城传统空间的改造,引起了新旧文化的变迁。宏观上看,复原其制度基础和建设过程,可以总结清末庙产兴学的空间成果。从微观上看,考察学校建设带来的景观变化,可以探讨其对城市生活、文化的影响。清末学校建设以改造传统空间为主要途径,已达到一定规模,依寺庙改造的学校在小学堂中占据了重要比例,而由空间改造带来的城市文化、市民观念变迁也为学校在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     

国民军入甘及其对甘肃社会的影响

冯玉祥的国民军1925年10月进入甘肃,驻军5年之久,对甘肃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民军实行全省军政和财政统一,整顿吏治;宣传国民革命和新三民主义,使新思想和新思潮广泛传播;发展经济,创办学校,促进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甘肃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     

新中国新式婚姻制度的初步确立

新中国建立后,新式婚姻制度的确立既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改造的过程,也反映了历史文化习俗的变迁。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从国家法律层面迈出了婚姻制度弃旧立新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为新式婚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男女平等观念、择偶观念的变化及其对旧式婚恋观念的批判,为新式婚姻制度的确立扫清了思想障碍。     

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论清末民初政府管理模式变化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现代性流变过程中,清末民初是更迭、突破最为集中的一个关键时段,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催生了传统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社会主流知识结构转型和文化价值观念转变。二是促进文化多元化态势生成: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发展和变迁,新型民众文化的生成。由此促进了新式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成长,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环境和操作空间。与此同时,这一时段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又使文化整合与重建陷于困境。由于目标和价值判断不够清晰,合法化知识未能重新有效构建,从而加剧了传统文化整合及重建的混乱和迟滞。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及现代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晚清时期,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改造任务紧迫,因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矛盾、急躁和激进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探析

论文以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为研究对象,初步考证了新加坡华人教会创办学校的历史,分析了影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加坡华人教会办学宗旨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产生的效果。认为二战以前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对教会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也成为影响教会教育,乃至基督教传播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华人社会的变迁,1885年前后卫理公会调整了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从而使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民国时期兰州婚俗变迁历史诱因探微

地处西北的兰州,婚俗本就别于华北、沿海以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入民国以来,在外力与内力的双重作用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这些都对兰州社会风俗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导致婚俗变迁出现新趋向。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信息化时代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环境的变迁,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相互影响中,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本文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等文化因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为在信息化时代对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清末民初奉天地区女子教育问题的研究

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女子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相对较低,中国古代就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女子的毕生任务也只限于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女子受教育权利受到诸多限制。所以近代女子能走进学堂使教育摆脱了闺阁女子装饰物的状况。本文旨就以清末民初奉天地区的女子教育问题为例来阐述近代女子的受教育问题。     

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机理研究:武夷山茶文化案例

本文选取武夷山茶文化为研究样本,借助质性访谈对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认知.结果表明:旅游地文化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市场因素和资本因素.本文根据影响因子的量化研究,把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机理概括为:文化内驱力、社会推动力、市场调控力和资本外驱力合力驱动的结果.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

在实地田野考察和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论述了其从传统地方性到新式统一性再到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华族音乐文化,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变迁中,社团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德国犹太启蒙运动中的教育问题

随着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宗教教育为核心的传统犹太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使犹太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德国犹太启蒙思想家不仅提出了扩大世俗教育、改革教育方法、培养犹太人的生产性等教育主张,而且通过创办新式犹太学校部分地实践了他们的思想。这实质上是犹太人解决自身问题的一次伟大尝试,开启了犹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浅析清末民初山东的新式婚俗

清末民初山东新式婚俗表现出礼仪由繁到简、婚姻自主权增大、男女平等意识增强等特征,这些变化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多重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新式婚俗对当时的山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贵州的农业教育及发展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一隅,在历史上由于地广人稀,被称为“化外之地”,农民长期处于闭塞的环境之中,农业生产技术低下。清朝晚期,在全国提倡新学和创办新式教育浪潮的推动下,贵州不断出现一些近代新式的专业学校,其中也包括专门传授农学的学堂。从此,贵州开始产生了农业教育。这些农业教育在当时对贵州     

浅析职业学校素质教育

当下,素质教育已成为对中国教育产生最大影响的教育思潮.但在实践层面,职业学校的素质教育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利益关联等教育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政策替换、政策架空和政策浮夸等素质教育政策本身因素所造成的实施障碍.本文旨在揭示职业学校教育政策系统与素质教育政策系统相关的其他教育政策对推行素质教育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内容对比——以民国中小学“修身科”和现行九年义务教育“品德”科目为代表

正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受教育者树立道德观念、提高道德修养,最终形成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需求的公德与私德。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德治传统的国家,道德教育向来是社会教育过程中的主线和重要内容。清末以降,西方办学理念传入我国;到民国时期,我国基本接受以教学班制为特征的近代教育制度。根据外国教学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教育在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内继续坐拥显要位置,这不仅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上,更体现     

旅游小企业与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阳朔西街案例

本文以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为例对旅游小企业与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论文首先研究了西街旅游业发展以后产生的种种社会文化变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街的旅游小企业在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经营内容之一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成为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先锋人群;西街旅游小企业是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进行交流或沟通的一个平台。最终文章得出旅游小企业的存在直接促进或加速了社区的这种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结论。     

整合与承继：清末民间公产转型与新式教育体系的建构

清末新式教育体系的建构推动了民间公产转型,进而引发基层公共事业的历史性变迁。本文首先界定清末新式学堂的产权性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深入考察公产的转型与演化。癸卯学制中“官立、公立、私立”学堂较大程度地延续了传统“官、公、私”产权安排,其中的公立学堂由基层社会兴建,其产权形态、治理模式与民间公产尤为相通,在基层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民间公产的整合与承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末基层公共事业转型的可能方向,这一路径并不直接意味着公产的消亡,但实际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产生的种种冲突,逐渐削弱了公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