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然而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的,即认为东西文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于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也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但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也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文化内部"九流并美",共存竞争,反对儒学独尊,而且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的也是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开放态度。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浅谈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以《两个家庭》和《绣枕》为例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向来被看作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并发展,女性同胞不断为自己正名。在中国,“女权主义”于五四时期经日本传入,并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在五四时,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以妇女问题为反封建文化的切入点,对孔儒学说中“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与道德展开理性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随感录五则

八股、教条的历史变幻 西汉时儒学定于一尊,此后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虽有道家和佛学的流布,但并不能干扰儒学的统治地位.人们普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子日",否则即被目为非圣无法,称为异端.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的至高地位倒塌了.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谈谈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又是一次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以后启蒙运动又有新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它的主流。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的各个阶段来看,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的精神。     

爱国不必忠君的名言

中国人民大学创立的国学院,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兴替的热烈争论。我倾向于袁伟时教授的基本观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至今仍有未竞之功留待我辈完成;倘若以独尊儒术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能力振兴中华,中国何致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换言之,“同学”从前未能使我们平等地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它起搏复苏又能有什么大作为？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于1919至1927年间,即“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是第一个拓荒者。“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他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篇胡适佚文的背景和价值

胡适的英文文章“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是一篇佚文,与《胡适日记》提到的文章“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有亲缘关系.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胡适对新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是理解胡适的知识分子观以及他处理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钥匙,还可从中发现他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     

反封建是一项大工程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新青年》一创刊就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又说,民主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国民能否“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根本条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所向,直指封建思想道德。陈独秀等前驱者分析儒学孔教,批判尊卑贵贱、三纲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中途转向?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所造成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时激发起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五四”事件,导致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向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第二年,开始了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启蒙指向和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容争议的。毛泽东也曾在一个读书批注中写道:“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它反过来又推动中国…     

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雅尔塔会议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雅尔塔协定,自然也是史家品评的对象。就笔者所见,对该协定的评论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美苏交易论”,即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是背着中国进行的一笔秘密交易,是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行为,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持这种观点.二是“交易合法论”,这是为雅尔塔协定辩解的观点,     

曾经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对“民主”、“科学”等新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