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文化形态史学析论

文化形态史学对 1 9世纪的“科学”史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也对2 0世纪的史学有开启之功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显在的欧洲中心史观到隐蔽的欧洲中心史观、从局域主义到整体主义、从“脱魅”到“复魅”、从单线时间观到多元时间观     

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儿于《史通》开篇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此言深明史学变通之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当然这又不止史体方面的变化。北宋中叶,史学领域受到儒学思潮变化的强烈影响,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纪传体的唐、五代史的改撰,编年体的《唐史记》、《资治通鉴》、《唐鉴》的产生,均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一、史学风气的变化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大盛,孙复、刘敞、孙觉等人相继而起,诸儒争发《春秋》要旨,或论其“尊王”之微意,或论其褒贬之大法。或论其修身治国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标志着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从理论渊源来讲,《周易》的天人合一思维,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维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一直延续了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特点,从汉代宣扬天人感应论,到魏晋重视名教与自然之辨,再到宋明强调天理与人欲之分,反映了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演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从两汉重神意、魏晋法自然到宋明哲理化的演变轨迹。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体现了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维和二重性思维特点。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刘勰的“素心”与“素臣”说辨析

南朝齐梁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的《史传》,为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的史学理论文字。《史传》所论“素心”之说,论及史家的思想修养,很有见地,但有的版本将“素心”作“素臣”,故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深论之文也不多见。兹对“素心”与“素臣”作出分辨,并分析其在中国史学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

《史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晚期学者姚永朴系统阐述其治史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从姚永朴所论史学的意义与功能、史著的体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来看,其《史学研究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当时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回应。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关于民初“中国共产党”的又一记载

《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曾刊出石越《关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出现》的短文,介绍了1912年3月上海《民权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招收党员的广告,并希望知情者进一步提供材料。笔者日前查阅民初政党资料时,发现另一则关于民初“中国共产党”的记载,刊     

略论嵇文甫的船山史论研究

嵇文甫先生是关注、研究王船山史论的老一辈学者之一。他一方面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其历史思想,将之概括为古今因革论、朝代兴亡论和华夷文野论;同时,对其史论中的史学方法论也予以总结。从方法上看,他注重由哲学而史学的分析,尝试在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视野下对船山史论作比较考察。这两个方面,对于船山史论的进一步研究,多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皆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尤与其老师廖平的独特经学观念相关。“古史多元论”这一震撼当时人心的新说,是蒙氏用历史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问题的结果;而“大势变迁论”强调史事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其间各分子的交互关系,故必须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来观察,体现出蒙氏日益成为一位新学术体制中的专业史家。从经学到史学这一学术转变的进程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价值层面上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刘咸炘史学思想初探

刘咸炘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其所著《推十书》凡二百三十五种、四百七十五卷,其中涉传统四部之学及现代哲学、史学、文学、目录学、书学等领域,饶富创意,惜英年早逝,加之身处川西,著作未能刊全,导致其学术思想隐而不显。刘咸炘属于天才型的学者,接受传统教育,却又对西学保持开放态度;一生未出四川以外之地,却又不囿于地域之见。其学术思想以史学为其核心,具批判性,除传承家学,私淑章学诚浙东史学之外,并将之扩大为察势观风的"人事学",形成所谓宏观史学的特点。本文非全面性对刘咸炘史学的论析,将从其中重要的史学作品中,一窥其史学思想的宝贵价值。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