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孝观念的历史演进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观念对于家庭的和睦团结和国家的稳定统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本文旨在对先秦孝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及历史演进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

“伦理”“政治”“道德”“伦理政治”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词源和含义,有着不同的形成路径和思维理路。本文从概念的起源与含义、伦理政治形成的不同历史情境入手,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小麦的推广种植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强化

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先秦时期的“四时”观念与农事活动的周期有着密切关系。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借助植物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佐之以必要的文献材料,梳理小麦在殷周春秋之际推广种植的时空特征,可以发现其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萌生与演进存在极强的时间继起性与空间重合性,从而为探讨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作为“四时”观念得以萌生的起点,“二时”观念能够客观反映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特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固有的农事活动周期,也能有效指导农事活动的开展,但小麦以其特殊的生长节律,嵌入到春种秋收的农事周期中,则对“二时”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进而推动“四时”观念的萌生;另一方面,爬梳古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在“四时”观念中相对晚出的冬、夏两季,皆与小麦存在联系。由此,足见小麦的推广种植是促使先秦时期“四时”观念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作用和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邹衍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观中,加进阴阳五行的内容,完成了五德终始说.它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同时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数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往被作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

夏、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组织逐步取代了氏族部落组织 ,以地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逐步取代了以血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直接统治的方式逐步取代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与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相适应 ,国家的疆界形态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村落围沟、都邑封疆 ,发展为诸侯国的大型界墙 ,最终形成了统一国家的界墙。这是新的国家制度取代旧的分封制度的必然结果。先秦疆界形态的变革直接反映了先秦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 ,折射了先秦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     

试述早期佛教的社会政治观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与阶级应运而生。对此,佛陀提出了其理想的政治诉求,即＂以佛法治国＂,它包括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社会政治主张以及理想的政府职能。虽然这些理想政策的实施曾经取得过良好的效果,但最终却不能持久。佛陀已经认识到了菩萨与众生、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万民、佛法与国家等一系列永恒的政治问题。而这一切又都充分说明佛陀最终追求的是全人类社会乃至一切生灵的幸福。     

试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媵妾制度

媵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是原始婚姻形态的遗存。随着社会的发展,媵逐渐消失,妾取媵而代之。妾由女奴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庶妻的地位,并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媵妾,我们看出古代社会是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且依附于男性。     

试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射箭理论

中国古代射箭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射箭技术也是古代军事技术中比较重要的一门技术,是对士兵体能和技能的双重考验。古人在长期使用弓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射箭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这就是在汉初被整理成文的"射法"。可惜的是,这些有关射箭技术的兵书早已亡佚。但是,在先秦秦汉的典籍中,还保存有射箭技术的只言片语,本文对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并对弓箭、弩制造技术与使用技术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对秦汉时期弩射技术理论的发展进步进行了总结。     

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

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风俗,偏重于探讨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是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     

试论先秦两汉政府的尊老养老措施

尊老养老制度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逐渐得到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尊老文化礼仪和保障尊老施行的制度措施。先秦两汉时期的尊老养老是很重要的时期,对先秦两汉政府的尊老养老措施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政府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从而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先秦儒家让贤观念的推陈出新及其双重维度

西周春秋时期的公子让贤,是在官爵世袭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世族推举执政大臣的一种补充而得到提倡。先秦儒家则开始在抽离世族繁盛的背景下弘扬贤能居位的理想,将贤的对象从世族内部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推贤让能与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相关联,与礼贤、举贤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此外还兴起了更具理想色彩的至礼不让的观念。两者构成了儒家关于贤能居位之政治理想的两个进路,但后者由于将政治结构看成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结构,终因不符政治生活实际、缺乏思想回应而吸纳于前者之中。     

梁启超对先秦儒家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解读

正梁启超1920年欧游回国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评价。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一、孔子学说以人格养成为目标梁启超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很高的评价。说:"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如无孔子,"则吾史殆黯然无色。"认为中国人两千年来能凝为一体,"维持其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1]梁启超认为,孔子之伟大乃在其人格。他以孔子与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创新与行为创新

一直以来,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高校重要任务之一,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但是在新形势下,高校要培养出社会综合型人才,必须要从观念与行为另个角度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本文就是笔者依据多年经验总结,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观念和行为,为相关研究人士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早在周公之前,"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有了萌芽,上古先民规避祸灾的行为是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意识,经夏商两代直到周初,才臻至完善。周代的鉴戒观念,包括"以天为鉴"和"以事为鉴"等方面,到了"以史为鉴",方可谓大成。"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对于历史进行改铸与剪裁,这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结果。     

试论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的时空坐标

本根据近三十多年来,四川地区众多古蜀化遗存的发现。并结合一些古献资料,研究分析了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生息、繁荣的年代和境域。大体排序出了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的历史发展序列。     

试论先秦含贝习俗流行地域的变迁

口含用贝习俗首先流行在商文化区域,西周早期扩展到周文化区域。西周中期以后一直到春秋时期,这种习俗继续向其他的地区扩展。     

三个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现代解读

西方政治文明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通过对其中几个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进行解码和再读,开发其中如"和"、"平"、"有为"和"无为"、"礼"等思想观念的积极价值,有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文明建设,乃至对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建设也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自我观念的确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机制中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机制中自我观念的确立有助于教育对象有选择地过滤、吸收和利用社会道德规范,增强接受社会思想道德规范的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从根本上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