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评介

多年来,通史或断代史之作,都涉及到“士”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但多是把士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连带考察。至于思想史、文学史之类著作,虽然对士有更多的涉及,也是为说明思想文化的载体而作学派或人物的介绍。对士作专题研究,近年来才有人热衷。然而从已经发表的海内外的论著看,似乎多是停留在或偏重于宏观的讨论,尚缺乏深入、具体和系统的研究。 刘泽华教授多年来耕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园地上。他由对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深及或发展为对先秦社会乃至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深层反思;剖析的重点由学说、思想转为思想文     

昌黎农村食堂调查报告问世前后

2007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多年领导工作的刘导生先生写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一文。刘导生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辟题“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提到1959年夏天“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讲话中”．说“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的往事。     

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①。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本文拟对此作一评述。     

制度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写法——《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范式意义探析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雷氏认为除传统研究范式外,可从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中建构出政治思想的复杂脉络,这种由制度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史可称作"制度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分析思想家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对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思想予以阐发,这正是制度思想史的必要性所在。而制度思想史"制度分析"和"技术分析"的提出,使得这种制度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史的提出,不但使旧史料具有了新的价值,更使思想的阐发回到了历史现场,同时也为平庸时代思想史的撰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毫无疑问,该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探讨。     

"历史会重演论"新说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

本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基于萧公权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与史实,结合文本分析,对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主题再作探讨,在三个问题上展开论述:一、萧著的背景与动机;二、萧著的方法及其渊源;三、萧著在学界之反响.     

"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奥克肖特论政治思想史研究

迈克尔·奥克肖特是20世纪英美学界治政治思想史名家。相比于此领域几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其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作的反思和讨论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因而不容忽视。第一,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思想之内涵不是单义的,不可以定义的方式把握之,而需要在学术传统中探寻政治思想的范围。第二,因为政治思想具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可以并行不悖。第三,奥克肖特反对一种找寻作者式的研究路径,但其观点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亦有所分别。第四,奥克肖特批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实践考量的渗入,而提倡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纯粹研究的态度。当然,奥克肖特式的融贯论没有完全解决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历史与实践两分的哲学构想,也缺少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所在。     

古代葬俗的“左、右”方位礼制文化

“左”、“右”本义指方位名,属相对方位概念,其方位的确定随主体与视点的移动而变化,如：面向南测西为右,东为左。地理上以“东为左、西为右”（《尚书》孔传）。东、西属于绝对方位概念,其方位的确定不因视点的移动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人们对“左”、“右”方位概念认识不断深化,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含义丰富的礼制文化。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已显示出特殊的功用。在尊卑等级制度相当严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用“左”、“右”的方位概念来区分贵贱、尊卑之身份,并赋予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引申、潜化,视为一种精…     

西施确有其人

《文史天地}2008年第2期载平伐先生文《奇才上将军范蠡》,史料丰富,论说有理,一反传统之陈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鄙人最赏此类杰作。平先生文中提到,范蠡决无“拐跑”西施一事,完全正确。但西施其人,决非“莫须有”,正史未载,有圣人之言为证。     

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

在历史考古学中都城遗址考古占有重要位置,因其是历史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缩影。宫城及其中宫殿遗址是都城的政治中枢,因此,宫殿考古在都城遗址考古中占有特殊地位。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宫殿遗址考古十分关注,本文就此谈点意见。一、古代宫殿遗址概念的界定远古时代“宫”是房屋的通称,房屋即“室”,《说文》载:“室,实也”。故《尔雅》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因此古人认为“宫室一也”1。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人群开始分化,人们活动的历史载体之一——建筑物也出现了等级。先秦时代,统治者的专用建筑物“宫”、“宫室”之…     

试谈广西桂林新发现铅开元钱

一九八四年,广西桂林市郊一建四工区工地开挖基础,于废土中陆续拣出40多枚铅质“开元通宝”(详见本期周庆忠《桂林发现铅“开元通宝”和铅“五五”钱》一文)。这批钱,史无明考,谱录乏载。形制仿唐,与十国闽王延羲的“永隆通宝”,南汉刘龚的“乾亨重宝”,楚马殷的“乾封泉宝”等较为接近,当为同时物。十国闽王审知曾铸铅“开元通宝’。《十国纪年·闽史》:“王审知为闽王,梁贞明元年(公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上海工人的政治倾向便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显示出特殊的作用,围绕着上海工运的领导权,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党、社团都曾进行过大量的活动。但总体说来,在抗战以前,如同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局一样,基本上是国共两党的抗争。及至抗战爆发,这一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社会矛盾与工运形势的关系更显示出如下新的特点。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一部探寻清代中衰缘由的新作──评李景屏等著《乾隆与和珅》

李景屏、康国昌所著《乾隆与和珅》一书,以１８世纪后半叶国际、国内政治风云与经济变革为背景,展示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有关清代中衰的原因,学者们已经多有论述。如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曾将其归纳为“和珅之专权”、“官吏之贪黩”、“军事之废弛”、“财政之虚耗”、“弘历之逸侈”等。这些当然都是清中叶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不过,萧一山并未进一步指出清王朝的衰落,并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没落,而是整个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没落。《乾隆与和》一书,则从清王朝的政治体制、政策及社会风气等各方面,揭示出清王朝的衰落,是敲…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重庆两个中心,因政治环境、革命任务、个人治学领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偏重。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承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体现出与此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思想史的研究则直接缘于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     

论智利思想家毕尔巴鄂对“拉丁美洲”概念的建构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这一名词出自法国人或哥伦比亚人之手,然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这一概念的建构者实为智利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概念的生成并未受到足够关注,这对理解拉美地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造成很大障碍。通过对大量西班牙语和法语一手文献材料的研究,“拉丁美洲”概念生成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同时,这一概念建构者的形象也愈发丰盈。毕尔巴鄂对其身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倍感忧虑,对于他者的文明与野蛮认知深刻,他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构建出“拉丁美洲”这一属于所有“拉丁美洲人”的身份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