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正>环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透过时间纵深查问病根病史,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历史借鉴;其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机制和规律,探寻合理、永续的“生生之道”。中国环境史研究致力于论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自然根基,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内生动力,并为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目前其理论方法尚未成熟,实证研究仍多空缺,     

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人类生活空间的大小,决定着其能否跨越地理空间及自然条件约束进行生活、生产、文化等诸种交流。此种空间与条件约束着人类获得各种生活资源的能力,影响着其视野的拓展、知识的丰富性甚至想象力的丰富程度,这也是约束人类相识相知、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关键所在。而拓展空间的关键所在,一是借助于交通工具"压缩"空间距离展开交流,二是借助于通讯手段进行信息交流。     

关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考

<正>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897—1914年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兴趣长久不衰,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这些论著有的从总体上对中德关系的长时段发展进行概括叙述,有的截取某一时期进行阶段考察或针对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无论怎样,他们都对自己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阐述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德关系史的了解和认识。但从"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论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亟须予以修正和补充。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的复兴,社会史的很多内容都被史学家所重视,其中对人口及其构成的研究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状况的基础。许多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与近代社会的人口状况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水平与人口城市化、人口的职业结构、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文化素质、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存在着及其重要的相互因果关系;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的贫困化问题、农民和农村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等也与整体社会的人口状况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人口问题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边疆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正>关于海疆与陆疆界定的问题。首先,应看到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均位于治边传统的主体框架内,脱离对中原王朝治边传统(包括治边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历史上海疆与陆疆的形成和界定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海疆与陆疆的界定问题,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和治边方面的基本理论,如果没有搞清楚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的边疆观、治边观、治边思想和政策,就很难看出中国     

近十年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十年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在取向与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史不仅成为研究的内容,也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制度生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创新。本文在总结近十年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三个层次拓展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建议,并就近代政治制度史的评价标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的若干思考

正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科学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在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中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由于当代中国史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与现实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因而该问题是一个引人瞩目且不时被提起的话题。那么,今天再谈此话题意义何在?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具有矛盾统一体之张力的问题,只能被取消而不能被解决。换言之,只有问题的前提消失了,问题才无复存在的意义;只要前提存在,问题就存在,从而人们只能探寻保持良好张力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魅力与价值所在。退一步讲,从不同的时代认识水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在建国以前,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未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成果极为有限。至五六十年代,厂史作虽然数量大增,但研究过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革”之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受到重视,并于洋务企业、商办企业、金融企业、行业史、中国近代实业家、外国在华企业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既有论普遍着力于企业的经营史分析,而对企业制度建设关注不多,须加以改进,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应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中国近代纸币史研究的里程碑--评《中国近代纸币史》

由江苏钱币学会主编的巨著《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涉及发行机构660多个,纸币7000余种,文字166万,全书另附纸币图版346种。这是钱币学学术研究的大事。洋洋洒洒上百万字的巨著,笔者在春节期间日夜披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

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如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有疑问?哪些问题还需要探讨?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正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选择     

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引　　言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他不是从权力一方来把握历史,也不是从革命运动的政治斗争史立场来分析中国,而是始终以人们的日常世界作为研讨对象来研究北平市民的“水会”,试图描绘出当时的北平社会。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实证研究。①今堀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多聚集于中国政治史领域,对于同社会史相关联的城市史,却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标志是创立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和天津地方史研究会(1992年)。从此,日本…     

中国商业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中国商业史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门专业史。但中国商业史不论是在课程的开设,还是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的教材等方面都显示出日渐冷落的局面。对此,我认为首先应该从中国商业史的教学上反思和改革。其主要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考试方式等方面进行着手改革。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桑兵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女性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欧美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硕果累累,所产生的崭新视角和方法,带动了整个史学的发展,而且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１９７７年）...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symposium, which is composed by Ma Min’s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the studies of urban cultural history,” Jiang Jin’s “Issues in the studies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ang Di’s “The microcosm of Chinese citie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urban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case of teahouses in Chengdu,” Joseph W. Esherick’s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Urban space and urban culture” and Lu Hanchao’s “From elites to common people: The downward tren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the perspective, trend,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ies. Four articles of the symposium are translated by Yang Kai-chien and Jin Xueqin from Shixue Yuekan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2008, (5): 5–19; Joseph W. Esherick provid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is article.     

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乡村史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乡村史的研究也初露端倪。     

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博物馆学是一个涉及到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知识体系。对于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学界关于它的定位、于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界定,目前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因而阻滞了博物馆学科的发展。基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博物馆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博物馆工作与实践上,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