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当初特指清朝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办企业到专指国民党私人官僚资本再到国民党政府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演变。我们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

作为一部断代诏令文献总集,《西汉诏令》不是直接利用原始诏令文书汇编而成,而是通过辑录《汉书》中所载诏令文字编纂而成。《西汉诏令》为后世从正史中辑录档案文献,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相关的研究和总结,对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

明代的勋卫与散骑舍人是宫廷侍卫中的特殊成员。明初,勋卫、散骑舍人均从勋贵、都督、指挥等中高级将领的子弟中选任,并铨注于锦衣卫衙门,职在带刀随从帝王朝会。明中期之后,散骑舍人渐不授,而勋卫演变为勋爵应袭子孙例授之职,与勋爵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至嘉靖、隆庆之际,朝廷尝试扩展部分勋卫的职权,但总体成效不显。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是明代多种国家制度的结合点,体现了明代军政体制中的贵族特征。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烧造瓷器章程制定后御窑烧造经费的核销

清乾隆朝督窑官唐英制定的《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详细记述了烧造各种圆、琢瓷器制价的方法和标准,内大臣制定的《奏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规定了破损瓷器和解缴次色瓷器变价银的核销比例。两份章程组成一份完整的定例,于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奏明遵行,成为朝廷核销烧造瓷器费用的依据,标志着景德镇御窑烧造经费核销制度的基本完善。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清末最后一任贵州巡抚——沈瑜庆

沈瑜庆以举人入仕,最后官至巡抚,既有乃父沈宝桢的余荫,又有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可惜生不逢时,巡抚任上恰遇辛亥鼎革。回顾沈瑜庆彼时的宦海沉浮,剖析其时代变革背景下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沈瑜庆本人。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清代大高殿维修与使用的文献记载

大高殿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明代皇室、宫官婢女演练道教科仪的场所,也是明清两代皇帝祈祷上天、求雨祈晴的地方。清朝统治者采取儒、道、释并用的政策,注重对大高殿的利用,尤其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朝,屡次对其进行修缮,以备皇帝亲诣拈香。本文对清代的常修、大修及八国联军对大高殿的破坏等档案史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阐释了清王朝对之的使用和管理。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State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Geopolitical and Fis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state and its natur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t underscores the key roles of geopolitical setting and fiscal constitution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frontier expeditions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s, unlike past studies that have centered on the dynasty’s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ing elites’ ideologies or lifestyles to defend or question the thesis of “Sinicization” in Qing historiograph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varying strategies behind the Qing dynasty’s two waves of military conquests, which lasted until the 1750s, and explains how the Qing state’s peculiar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in its fiscal constitution shaped the “cycles” in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frontier building. The article ends by comparing the Qing with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Ottoman empire to discuss its vulnerability as well as resilience in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sovereign statehoo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Textual Study of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was narrat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with the same theme and variant details. Based on Manchu documents, the myth of Manchu origin has two early versions that were written in Manchu with minor differences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 From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1635 to the version compil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l the authors highlight that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 people as coming from a heavenly being, with the purpose of reinforcing the Qing dynasty’s legitimacy as coming from the heaven, as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dynasty.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evidential research on the facts contain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myth and the time periods of com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