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图像与南巡故事——《万笏朝天图》考析

《万笏朝天图》是首幅以乾隆南巡为主题的清代绘画长卷,组织绘制者范瑶系范仲淹二十世孙。根据范瑶著《纪恩日录》所记,该图卷描绘的是乾隆帝首访天平山范氏园邸的情景。雍乾之际,范氏宗族发展每况愈下,危机重重。作为宗族领导者,范瑶力行改革,多措并举重振家风,并试图通过接驾、献图等重建家族与皇权的密切关系。《万笏朝天图》即为江南士人家族与皇权互动关系的见证。     

立册存案，载入志乘：清代义田盗侵与宗族、官府应对

中国古代义田肇始于宋代,至清代鼎盛。伴随清代义田发展,盗侵现象亦呈多发之势。清代宗族、官府等踊跃捐输,支持义田发展,同时对义田盗侵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宗族主动申请将义田立案,经过官府层层审批,载入志书中备存。官府为义田创立者颁发执帖,并通过勒石建坊、颁给御书匾额、赏予顶戴等方式予以褒奖宣扬。对盗侵义田者,则订立法律规条,分类治罪处罚。乾隆年间发生两起义田侵没案件,反映了律法规条在义田保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执行力,透射出官府保护义田之有心与乏力。     

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

清中叶兴起的山西洪洞县苏堡镇刘氏宗族,经商起家,并凭借捐纳异途进入官场,这与明清时期洪洞县宗族经商起家后,多依靠科举走上仕宦之路有所区别。可见,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并依靠官商结合保持家道。苏堡刘氏持续性地修谱,强调详慎继嗣、分别自出与他姓为嗣,并强调立宗子,重视祠祭祖先,不断扩充家庙与祭产,完善家训族规、宗祠管理制度。苏堡刘氏凭借捐施义举有四人进入乡贤祠,极大地提高了其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声望。同时,《洪洞县志》的人物志中多收录苏堡刘氏子孙,与该族拥有较大财富直接相关。苏堡刘氏主要通过纳捐取得例贡、廪贡成为监生进入官场,凭借捐施升官并获得好评。苏堡刘氏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致力于报效国恩,为政较为廉洁,同时该族科举不第者多转向文化事业。     

试论晋国范氏的兴衰及影响

范氏原是晋地古唐国遗留的著名宗族,西周后期由于政治避难而逃奔晋国。从春秋中期时范氏得到晋侯重用,直到三家分晋时的37年前,被驱逐出晋国政坛。期间,范氏除长期担任晋卿外,还拥有世代担任晋国理（法）官的权利,一直是春秋时晋国举足轻重的宗族,其兴灭对晋国的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范氏家族的兴衰中,勾勒出晋国政治、法律、经济的变化。     

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相关问题考述

文章对现存北师大图书馆藏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刊刻时间与动机、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明确了《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应为嘉万年间休宁林塘范氏宗族的居乡官僚、理学家、学者范涞,约成书于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之前,刊刻不晚于万历二十三年十月。《新安林塘范氏宗规》为四卷本,似为范涞所编撰的六卷本《宗规》的缩减单行本或残本。由强调日常观览使用、注重实用的功能定位决定,《新安林塘范氏宗规》除收录“条约”即狭义族规外,还广泛收录宗祠“仪节”“祝文”“具修”等能够满足宗族日常运转和族人日常生活需求的实用知识内容。文章还借助于万历《休宁范氏族谱》所载相关内容,对现存《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破损残缺或漫漶不清之处进行了考证复原。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番禺沙亭屈氏家族南海庙施田考

南海神信仰与祭祀在广东地区具有独特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其主要载体,南海庙是官方与民间祭祀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番禺沙亭乡大族屈氏借施田的方式介入南海庙日常管理,并将其作为本宗族家庙,使宗族势力进一步扩张。由明入清后,由于战争带来的秩序破坏与重建,沙亭屈氏已不复明代之盛。在此背景下,为增强宗族凝聚力与影响力,沙亭屈氏加强宗族历史与源头的追述与构建,反映了明清时期官府、民众与地方宗族围绕南海庙的争夺与博弈。     

试析宗祠建筑文物的功能与价值

宗祠,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这里一般指用于同一家族祭祀祖先的家庙祠堂(以纪念某位历史名人而专建的祠堂不在本文所议之列)。在处理宗族事务时、兼具社区性公共建筑意义。由于宗祠的祭祀性与议事性,在乡土建筑中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离心力:姻亲关系之于家庭组织的一种影响

一、憎恶:可能潜存的一种态度一说到宗族,人们总是会强调宗族的团结理念,它与宗族的延续理念共同支撑、维护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相对姻亲关系来讲,是有族谱作为其表述机制的,其制度性也远远高于姻亲关系。的确,一份族谱即使是单单考虑它的形式,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家族的所有理念。全部家族成员共有同一份重要文献——族谱,首先它可     

《董叔欲为系援》旧注今译商榷

《晋语·董叔欲为系(繁)援》乃《国语》中佳篇。而古注多有舛错及未详之处,今人译释亦多误解,其文仅七十七字,全录如下,而试正读之。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小民何堪

近代中国国力衰颓,经济凋零。尽管如此,封建统治者仍然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除正赋外,厘金、印花税、酒捐、米捐、茶捐、车捐、房捐、警捐、“自治捐”等各种杂捐多于牛毛;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宋代家祠研究

中国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祖先崇拜,诞生于周代宗庙,经历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到宋代发展成为家祠,即设置在住处房屋内或房屋旁的家庭祠堂。本文论述了宋代宗族群体的形成,朝廷对宗庙制度的讨论,士庶祭祖出现新形式家祠的特点,朱熹《家礼》对民间祠堂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主要设置在首都的唐代家庙不同,和明清时代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至明清宗族祠堂的过渡状态。宋代家祠处于中国祠堂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

明清以降,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获得了巨大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发展相适应,民间社会倾力建设祠堂的积极性高涨。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将之视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们从江苏、福建两地祠堂的地域比较中看到:两地宗族祠堂建设中存在诸如众力协作、推崇科第人才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兴建主体上的某些差异,譬如,江苏宗族祠堂建设中的主角是士绅,而福建宗族祠堂建设中则活跃着更多商人的身影。延续到当下社会,福建宗族祠堂建设融入了海外华人力量,于是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态势,而在江苏则较难见到宗祠的踪迹。     

民国国旗史话

十九世纪末年,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奉行“锁国”政策,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形式的国旗。自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清政府的统治者看到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旗,由此而忽发奇想,动了定一国旗的念头。经慈禧御批,才决定将清政府常用的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正式国旗。该旗以黄色为底色,中镶有一龙的图案,形状为三角形。 在“朕即国家”的时代,谁也不敢反对这个非驴非马的国旗。西方人则对这个式样的旗     

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下)

原文分上、中、下三次发表四个论题：“上”为第一个论题,即生女真人在建国前后的宗族部族组织,发表在本刊第一期;“中”为第二个论题,即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活动,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下”为第三和四个论题,即本文要论述的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和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包括浓厚的宗族思想意识、宗族权力的世选制传承方式、宗族民主集中制（宗族勃极烈制与宗族军事民主制）和宗族接续婚等。这些宗族文化及其机制与产生儒家文化的夏、商、周的宗族文化及其机制大同小异,因而女真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所以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