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明清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以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广西方志以《祀典》《祠祀》等篇目专门记录国家祀典和地方祠祀的相关信息,具体呈现了这一时期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祠祀体系在广西地区的基本格局。基于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中有关境内儒家祠祀的记载,可以窥见当地官方祠祀及社会礼俗的丰富图景,诠释地方祠祀体系所蕴含的礼乐教化与宗法制度框架,有利于理解儒家礼仪统摄下的地方知识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互动、共融的内在逻辑。     

苗族的“吃牛”祀典

“吃牛”祀典是湘西和黔东北苗族祭祖祭神活动中最隆重的祀典。举行这样的祀典都要杀牛来作祭品,并请巫师来进行一系列的法事活动。现将解放前黔东北松桃苗族的“吃牛”祀典作一简单介绍。“吃牛”,亦称椎牛,苗语叫做“龙涅”。松桃苗族的“吃牛”祀典,一般是由比较富裕的人家单独举行的。举行“吃牛”祀典的原因,是人到中年以后仍未生育男孩或家中有人患了重病,经巫医占卜认为有牛鬼作祟,因而请巫师许下椎牛大愿。在举行祀典之前,先要备齐牛猪鸡鱼和一些迷信用品,到时各处亲友,以及本寨帮忙的,不下百人,一连多天大吃大喝。因此,一般贫苦人家是无力举行的,就是稍为富有的人家只要举行一次“吃牛”祀典,往往也就衰败下来。     

从祭灶时间的确立看灶神信仰文化的变迁

先秦至明清及今,官方祭灶（国家祀典）的时间由每年的夏季、冬季逐渐演变为冬季（腊月二十三）,每年祭灶的次数由多次减为一次,最终不见记载。民间祭灶行为则表现为：汉晋以前,祭灶时间很随意,祭灶次数有多次,晋以后逐渐确定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本文考察了中国（以古代为主）祭灶时间的历时性过程,展现了国家祀典与民间祭灶的区别与联系,揭示出灶神功能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化：由主饮食之神到无所不能的全神再到居家司察人间功过、上报天庭的小神,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灶神信仰文化的内涵变迁。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长兴孔庙中的明《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碑》《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碑》及《圣谕碑》

长兴孔庙保存有明世宗朱厚!(1522—1566在位)亲撰的《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碑》《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碑》及《圣谕碑》,三碑反映了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这一重大事件,三碑背后有着"大礼议"、明世宗礼制改革等复杂的历史背景。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碑刻考之一——宋·《孝通庙尚书省牒》、宋·吴揆《赐额记》

一、引言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龙母信仰、龙母文化长盛不衰,经历代历朝皇帝的勅封,龙母祖庙进入国家正统祀典行列得以广泛传播,被誉为"西江神源"。龙母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上辅朝廷下保黎庶,"自秦而汉而晋而唐宋元明膺封数十朝,享祀二千载"。[1]"志乘庙碑、班班可考"。[2]宋大观二年(1108),朝廷颁诏赐悦城龙母庙"孝通"庙额,盖取五龙子"卜地移坟,孝义通天"、勅龙母庙正统祀典地位之意,本十分隆重     

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孔庙的祭祀

孔庙作为国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一直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国家确定文庙奉祀的人物、祭祀等级、祭祀名目,制定文庙的祭祀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受中国影响,越南基本随中国文庙祭祀制度而变化;朝鲜在清以前追随中国,清代则基本保持明代制度;日本平安时期采用唐朝制度,江户时期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而各藩校自行其是。     

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明代朝廷沿袭元代的旧例,把妈祖林默娘封为“天妃”,列入祀典。然而对于“天妃”这一封号,在明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反对者认为不应胡乱把处女之身的妈祖指配给天帝为妻室;赞同者则认为所谓“天妃”只是广义上的“以德配天”的含义,并非实指配与天帝为妻室。较为圆融者则主张以“圣妃”“圣女”的封号为妥,免得亵渎神明。明末清初之际,“天妃”“天后”封号又有与“碧霞元君”封号混同者。产生这些差异的实质,是传统儒家祀典观念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而这种差异,即使是在其他方面,制度设计与现实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差异,都是很难避免的。     

商代周祭制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后期年代学”课题中有一个专题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该专题要求通过对商代晚期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记有年祀的周祭材料的研究,来推定晚商几王的在位年数。 什么是周祭？周祭是盛行于商代晚期的一种很有规律性、很有系统性的祭祀。这种祭祀由翌、祭、 、 、彡五种祀典组成,商王及王宝贵族用这五种祀典对上甲至康丁的３１位先王和示壬之配妣庚至康丁之配妣辛的２０位先妣共５１位祖先,按着世系的先后顺序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连绵不断地举行下去的,学者…     

顾宪成赠谥、从祀文庙成败探析

顾宪成逝世后,各级官员纷纷为其请谥,然而谥典却阻力重重。崇祯帝拨乱反正后,不仅为他加赠官诰、赐谥,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顾宪成的儒学宗统地位及砥柱中流的政治作用得以确认。至康熙朝,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而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从祀之典,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顾宪成谥典、祀典成败过程进一步辨析政治上的是非真伪,还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举行郊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以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文献中还有所谓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试论西汉法制与其官方哲学之关系

儒学作为封建官方哲学在西汉还处于逐渐形成、不断巩固的阶段,而西汉法制基本格局的奠定则远远早于西汉儒家官方哲学的诞生,这就决定了儒家哲学对西汉法制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局部渗透的。但是,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儒家官方哲学对法制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并且,越到后来,随着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统治思想的地位日益巩固,它时封建法制的渗透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而回过头来,单以“德主刑辅”与封建五刑在西汉立法中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亦可看出儒家学说在当时确实尚未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前因后果

一、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前1951年,经毛泽东提议而设置了"中央文史馆"(是建国初期把一部分有影响的老年知识分子养起来的机构),首任馆长为毛之恩师、文字学家符定一。随后地方也逐渐设立各省市的文史馆(有时也叫"参事室")。其中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虽然其人员政治面目暧昧不清,但政治立场绝不能摇摆不定。这是官方设置各级文史馆的底线。从官方定位看,文史机构与文史馆都属统战单位。其成员多具荣誉身份。     

《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89元泰山信仰是以泰山本土诸神为崇拜对象的礼俗传统,既包含王朝国家祀典的内容,又与华北民众的生活习俗密切联系,学界对此多有关注。本书将华北区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探讨该区域泰山信仰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诸多变化及其境遇。全书分为六章,以报刊、档案、方志、民间宝卷及乡村访谈记录等为基础,从制度变革、文化冲突与日常生活互动的角度,着力论述泰山信仰在政治礼     

明清西南地区“牛丛”问题研究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